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的进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环境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将会给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带来新的挑战,导致一些新的需求、新的利益和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出现。另一方面信息社会的技术依赖性、极具复杂性、极具风险性特征将会导致行为主体的权利保护问题变的极为复杂,诸如信息性人格权、信息性财产权、信息性知情权、信息性安全权等具体信息权范畴的新兴权利的出现并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对现行的社会规范与法律制度提出严峻的挑战。信息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其权利属性可以寻求法理学维度的理论支撑予以论证。在权利意志论维度上,信息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是个体意志、社会意志、国家意志有机结合后共同推动的结果。在权利利益论维度上,信息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的根源是个人数据中蕴含的人格利益应当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在新兴权利论维度上,信息权也符合新兴权利在形式与实质层面的标准,其是基于权利理论范围在时空场域中的扩展而形成的新兴权利样态。因此,法理学维度的信息权得以证成。作为一项新兴权利,信息权保障研究有其特殊的立足点。根据法治实践的具体情况所反应出来的信息权保护基本法律缺失、信息权保护程序法缺失的结构性缺失问题与优先发展经济与优先进行权利保护之间、立法滞后与突击立法之间、信息权保护的行政与立法、司法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层面展开对信息权的保护工作。就立法层面而言,应该以民法典编纂为契机,构建以信息性人格权为核心的信息权保护立法体系。同时为了平衡不同部门针对信息权保护的重复与冲突问题,应该构建信息权保护立法协调机制、信息权保护程序与监督机制。在行政层面,首先应该增强信息权保护行政理念,注重权利保护。其次,基于我国强势行政的传统与信息社会的特殊性构建信息数据利益需求反馈机制,建立专门的信息权上升路径。再次,应该明确执法部门职能范围,构建信息权保护行政沟通协调机制。在司法保护层面,首先应加强信息权保护相关司法解释。其次,针对性的构建信息权保护案例指导制度。再次,应扩大公益诉讼范围,保证公民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