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将研究重心从结果转向过程。比起传统翻译研究领域,它更注重对译者大脑思维活动的分析。随着学科间的交流不断加深,过程研究突破固有的思辨式模式,转向寻求实证工具探索译者大脑中的“黑匣子”。目前,国内大多是实验性研究着眼于翻译阅读、翻译单位的选择及翻译策略运用等过程,关于译者的修改行为研究还十分有限。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TAPs、Translog和调查问卷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译者和教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的修改行为进行对比探讨。本研究有幸邀请到了浙江师范大学3位学生和2位教师参加翻译实验。5位被试分别被要求对同一篇英文文本进行中文翻译,要求其翻译过程尽可能出声报告其脑海中进行的思维活动。其电脑键盘屏幕等活动被记录保存在translog软件里。研究者在被试完成翻译任务后向他们发放问卷调查,之后将录音、影像等材料转成文本材料。根据文本材料以及借助translog的线性图和重播功能,研究者对数据进行编码,具体方式如下:1、修改环节编码。在翻译环节的划分上,本文参照了 Englund(2005)关于翻译修改研究的实验,将翻译环节划分为“初译前”、“初译”及“初译后”。而修改是可能出现在任一环节的被试行为。2、修改单位编码。在修改单位环节里,本文主要参考Zhao Ren(2004)关于教师译者和学生译者翻译对比研究的博士论文研究,将修改单位分为单词、词组及句子且将修改的原因归类为语言层修改、概念层修改和修辞层修改。3、修改策略编码。在修改策略的编码上本文和大多数其他翻译策略实证研究一样,参考了Gerloff(1992)的翻译策略分类,将修改策略归为4类主策略及其下属的11种子策略。根据以上三种编码方式,本文作者围绕修改的上述三个方面对调查所获数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通过对学生译者和教师译者的修改行为对比,本研究在修改环节、修改单位和修改策略上获得如下重要发现:1、两组译者的修改行为主要发生在初步翻译过程中(即初译前)。在不限定翻译时间的情况下,教师译者修改点比较集中,学生修改点比较分散。从总体修改时间来看,教师译者花费的时间不一定比学生译者多。2、从修改单位上来看,教师组的注意单位可能要小于学生组;教师组的修改行为更多集中在概念层和修辞层;学生译者则以语义层和概念层为主。3、在修改策略上,教师组在“推理与论证”和“编辑性修改”上的优势较为明显;而学生组对“存储与提取”和“全面搜索与选择”策略的运用较为频繁(尤其体现在字典查询和重复上下文上)。本研究通过实证方式对学生译者和教师译者的修改行为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同类研究、翻译实践和教学提供必要的参照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