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地区曾是汉高祖刘邦发迹之地,西汉末年为公孙述所割据,东汉末年先是刘焉父子在此称雄,后有刘备在此建立蜀汉延续汉祚。益州沃野千里,物产丰盈,人民富庶,故称之为“天府之国”。然其地形闭塞,远离统治中心,加之此地汉夷杂处,地方色彩浓厚,在两汉时期颇具边区性质。自秦灭巴蜀以后,大量的中原移民不断徙居于此,加之本地的土著民,构成了益州豪族的基础。自先秦至汉武帝时期,这一时期的益州豪族还处于萌发时期,主要特点就是豪族身份单一,以工商豪族为主。景武之间,庐江文翁在蜀地兴学,加之武帝“独尊儒术”之举,这一时期益州豪族形态开始向集地主、士人、官僚多重身份于一体的标准豪族形态转变。东汉以后,益州豪族的发展明显加快,尤其是在汉安帝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频发,中央政府对出身于益州的豪族擢用也明显加强,这是益州豪族最为繁荣的时期。东汉末年,随着刘焉父子以及刘备父子割据西南,客籍势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益州本土豪族的发展受到抑制。益州地区虽地处偏远,汉夷杂居,南北与东西差异明显,但也受中原儒家文化之浸染。这使得益州豪族与其他地区豪族相比,既存在共同性也具有特殊性。就比如豪族官僚化、儒学化促使豪族士族化方面这是益州豪族与其他地区豪族所共同具备的,这是两汉豪族发展过程中不可能逾越的一个过程。当然益州豪族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地理环境,这也使得益州豪族形成了保守性、内部发展不平衡性等特点。益州豪族作为一种地方势力根植于益州,益州安危关乎益州豪族利益。益州少数民族众多加之独特的地理形势,自古以来民族问题和割据现象时有发生。益州豪族往往在面对以上问题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央政府对西南的政策以及中央政府与西南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