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认为，将其交往行为理论延伸、运用到政治领域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话语政治”。并且，这种程序主义民主的第三种民主模式实现了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模式的双重超越；哈贝马斯指出了民族主义、民族意识具有较大的狭隘性，民族国家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民族国家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而全球化具有解构民族国家的功能。他主张用“宪政爱国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最终要建立世界联盟国家；哈贝马斯倡导欧洲走向联邦化，他认为，欧洲的历史遗产、文化底蕴、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是欧洲各国公民超越民族界限形成共同认同的基础，如果在欧洲形成了欧洲公民社会，建立了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创造了一种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政治文化，就能实现欧洲的联邦化。哈贝马斯一系列理论构想的价值是，在诸多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令人鼓舞的前景；不仅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民主政治的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并且，在制度的层面上，整合了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优势，为建构主体间广泛参与和积极互动的民主模式做出新的尝试；为克服民族国家面临的危机，提供了方向性的目标和有参考价值的技术路径；哈贝马斯提出的欧洲走向联邦化的构想和措施，对推动东亚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具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性，为我们坚定整和东亚的信念、确立目标模式、构建规范体系、选择技术路径提供了智力支持。其缺失和不足是，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政治”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其可操作性被普遍质疑，在民族国家内部有强有力的政府，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实行“话语民主”尚且困难，那么在缺少权威的国际社会推行“话语民主”就愈加困难了；降解民族国家的毒素是可取的，而解构民族国家既非常困难，似乎也没有大的必要，民族国家为了更好地解决他们面临的全球问题，解决在境域外的问题，或者说谋求更多的安全和权益，必须进行双边、多边的国际合作，也必须把一部分主权转让给更高层次的国际组织，然而，转让并不意味着主权完全丧失，往往主权的转让的同时，也意味着主权的延伸，从而，获取了安全、合作机会、利润。由此看来，主权的部分转让是必要的成本支付；哈贝马斯所设定的理想言语情景，在目标设定和路径选择上存在矛盾，一方面可能降低了交往的效率，一方面又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成本，理想的初衷似乎把交往的环境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