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秩序在很长一段之间内是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主导的,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维持着与中国的“事大”关系和与日本的“交邻”关系。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从1866年起,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了多次“洋扰”,希望能与朝鲜进行通商,但都归于失败。考虑到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特殊关系,西方国家希望清政府能够居中协调。然而清政府尽力避免卷入朝鲜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中,称朝鲜的内政外交向来由其自主,然而在西方国家看来,清政府的此种表态无益于放弃宗主国的权力。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力增强,成为动摇东亚地区秩序的内部因素。以常规手段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失败后,日本转而武力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据《江华条约》第一款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实际是日本希望借此来否认朝鲜与中国的宗主关系,否定中国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日方行为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警惕。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对朝的宗主权,巩固中朝宗藩关系,其中包括主导朝鲜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帮助朝鲜整顿武备、对朝鲜进行军事干涉等,一系列措施表明以不干涉为主的传统宗藩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作为维护中朝宗藩关系的重要手段,1882年10月,李鸿章主持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规定中朝双方开展近代海陆贸易。在章程的谈判过程中,谋求独立地位成为朝鲜的主要诉求,但章程明确强调朝鲜为中国属邦,并用条约形式将中朝宗藩关系固定下来,成为奠定19世纪末中朝关系框架的基本条约。关于中朝双方官员平行相待的规定也引发了清政府内部的争论。根据章程,清政府设立驻朝商务委员,虽然其职权范围引发了西方国家的疑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驻朝商务委员承担起了驻朝大使的职责,使得传统的宗藩关系具有了一定近代因素。对朝政策的强化,使得以清政府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地区秩序暂时得以维持,同时也使朝鲜离心力增强。此时日、俄两国对朝影响力的上升,东亚地区秩序领导权进入清政府、日本、俄国三者竞争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