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贸易成本的不断下降,跨国公司得以代替一国政府在全球布局生产网络。原来的以宏观产业分工为特征的全球国际贸易分工模式慢慢转变为现在的以微观的按同一件产品的生产环节分工为特征的分工模式,这种新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就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弱化了国家界限,由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使发达国家一直保持其核心竞争力不被削弱,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核心竞争力水平一直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的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获得了技术进步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机会,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稳步提升,然而,我们发现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上来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越高,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上重合的越多,越容易发生贸易摩擦,次数和频率都会上升。尤其是随着特朗普上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日益常态化、复杂化,致使中美贸易摩擦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与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密切相关。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变化跟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系。首先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充分学习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美国多次发起的贸易战的表现形式,美国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较多的向高新技术产业征税。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为了抑制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趋势。然后,本文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点,总结这些特点跟中美贸易摩擦的关联:跨国公司替代一国政府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载体,改变了主导分工的主体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形式;改变了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分配不再取决于进出口贸易的数额,而是取决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如果该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两端,拥有较高的附加值,那么该国在国际分工中就占据优势地位,分配到更多贸易利益;中美竞争焦点的变为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最后,本文使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了哪些因素对美国发起的反倾销和补贴数目造成了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VS)对中国遭受到的美国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量有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正向影响,所以,本文得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升,即中国中间产品进出口额与同期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提高是美国对中国发起反补贴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的原因之一的结论。根据实证结果,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本文提出了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针对性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