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的巨变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日渐亲密,道德伦理上却出现疏离,具有认同和选择性的生活政治逐渐兴起,新型共同体和联合体不断增加,人类拥有着基于自身命运走向的一般价值观念,对于自身、文化、道德等的关注构成价值观念的整合。吉登斯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全球化背景下,提出在利益联合体的背后是道德共同体的支撑,道德共同体成为我们联系的一种特殊方式,其中信任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吉登斯始终思考的问题是现代性。他认为传统信任环境经由现代性的闯入已变革为现代性社会中特有的信任环境,个体信任的突出变化体现在对脱域机制中抽象系统的信任和依赖上。他认为个体的信任来源于本体性安全,将信任定义为人对人的信任和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现代性社会信任模式依靠个体积极主动构建,在互惠和互相依赖过程中破坏的社会团结被逐渐修复,同时人们通过去认可、接受、自觉遵守新的社会制度规范,也为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在信任的社会形成过程中,本体性安全为个体信任形成奠定了心理基础,纯粹关系的构建推动公开、开放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从而有效推动人际信任达成,存在于非专业人士与专家之间及抽象系统内部工作人员的人的活动中的抽象信任是现代性社会信任的基本模式。然而,当信任和风险在共同指向未来时,出现交织的情景,可以说信任意味着预先知道了风险的存在并试图化解这种风险的存在,信任是存在危机的可能的。吉登斯认为重建信任需要一种积极普遍的信任的构建,这需要个体培育积极信任的人格,个体间发展开放的纯粹关系,社会健全与完善法律制度。吉登斯从制度层面考察信任问题,重构了现代性社会信任机制及信任危机、重建等问题。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变革时期,信任危机成为了较为严重的社会现象,吉登斯的信任理论对我国信任社会的重建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然而受诸多因素制约与影响,其信任理论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