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西医之争从晚清开始,持续百年之久,到如今仍存在争议。中医存废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大公报》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它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作为一份文人报,《大公报》在中医报道的选择和呈现上,能够反映出近代文人报刊及知识分子对待中医及中医存废问题的倾向和态度。本文运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检索1902年创刊日起到1948年停刊的《大公报》（天津版）上涉及到中医的报道,运用框架理论,结合量化和质化,尝试梳理和归纳出“文人论政”下的中医形象和中医话语建构特点,以及“西医东渐”历史下中医媒介形象的变迁历史。第一部分,分析《大公报》（天津版）47年间中医形象的媒介呈现方式及其变化过程。研究发现,中医报道切入点经历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变化,导致中医报道关注层面逐渐纵深化和专业化。中医形象建构经历了四个阶段,从传染病面前束手无策的“老宝贝”、到政策约束下的“改造品”、再到中西论战中存废争议的“风暴口”、最后是前途未知的“革新物”。第二部分,选择“中西医论战”这个特殊时代的议题,对话语的建构作进一步分析,尝试梳理总结出中医身份如何被赋予,又赋予了什么意义,使得废除中医成为建立民族现代性关键。研究发现,反对派倾向于使用“科学主义话语”,以“旧医”指代中国传统医学,使用偏激、强烈的语气抨击中医,从而建立起中医“不科学、不进步”的形象;而中立者则使用“发展话语”,看到治病与治国的关系和中医的未来发展方向;支持中医者采用“民族主义话语”,以此建构起中医历史悠久、有价值和意义、关乎国家命运的国粹形象。第三部分,从内外部环境等因素分析中医为何会在1902年-1948年的《大公报》（天津报）呈现出上述的形象,对中医形象的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作出分析和解释。分析发现,国家发展要求、西方话语霸权从宏观环境下影响社会对中医的态度;报刊公共领域作用的凸显助力各类倾向话语得以在媒介自由呈现;《大公报》本身的定位和撰稿人的价值倾向进一步影响中医形象建构。中医存废之争持续百年,直至今日争论也不停止,最后一部分从百年前西方话语霸权下中医话语权的丢失反思新时期在中医传播过程中如何把握话语权,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