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社会公器，媒介生态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一极，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其作用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媒介生态也受制于其所根植的社会生态，一定程度上成为后者的一个镜像。而文化问题是媒介生态的深层问题，这也正是西方媒介生态研究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本文认为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许多复杂社会问题往往都可以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找到内在根源，在今天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媒介生态的合理建构及其所承载的社会历史意义，相对于经济和管理的视角也许更具根本意义。随着市场化的加深，我国传媒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问题接踵而至：“全球化”裹挟而来的文化冲击推动着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其内含的惰性因子，商业文化的蔓生和多元价值取向相伴而生，共同塑造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曾经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处于秩序紊乱、道德滑坡的失范状态……而在“信息化”的时代，这一切都在媒介文化中得到展现。作为近两年中国大陆最受瞩目的“传媒奇观”，超女现象实际上是转型期中国复杂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镜像，为我们研究转型期中国媒介生态提供了一个典型文本和解构契机。而新媒介技术在“超级女声”获得广泛影响和引发对立中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通过超女现象，“学术超男、超女”现象、韩寒、郭敬明现象等的传播分析，探求转型期中国媒介生态和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以症候式的批判来观察生态视域中的文化失范，目的在于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思考时下的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从体系的重建与变迁和媒介素养两方面寻求面向未来的媒介文化规制。研究中国媒介文化生态与西方之不同在于我们有自己特殊的本土情境：在这些媒体奇观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当下人们文化认同的危机。危机来源于文化归属感的“暂时性”缺失。没有明确的核心文化价值取向，任何一点新颖的刺激都会激起人们的“认同感”。这些现象的产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疑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生存状态的写真。而其衍生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我们的媒体所搭建的，是后现代文化遭遇前现代社会结构之后，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惰性相媾和的结果。传统文化之根的丢失使整个民族文化及作为其承载体的媒介文化生态链发生断裂，失去所赖以勃兴的基础。而传统文化的某些惰性却被张扬放大，这是造成当前媒介生态复杂症候的历时性原因。我们今天正经历着类似西方过去的现代化进程，在某些层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特征，这不可避免地要给固有传统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是西方后现代文明(非核心文化)的大量涌入并占据强势，与本土的前现代文化相结合，造成特有的媒体奇观；一方面是文化群落(城乡之间、官民之间、代际之间、性别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文化生态结构的错位与紧张是造成当前媒介生态复杂症候的另一关键原因。如果说西方社会成熟的经济社会基础、市民文化和深层的新教伦理能够支撑起这种消费文化或说大众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内含的诸多消极因素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一种基本上处于反方向的文化基调遭遇这种消费文化的时候，却使双方的弊端同时得到放大。研究媒介文化生态症候的意义在于找到一种对症之药，进行面向未来的文化救治。要确立一种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需要的，成熟、健康的文化形态，在宏观体制、媒介体制上需要进行有序的、体系化的变革，而不是边角修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众媒体也应重新考量自身的角色定位，在两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一是推动与市民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制度文明的发展与变革，一是重新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精髓，同时推动其发展，培育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文化精神。要达到这个目标，媒体首先要具备自己高度的文化自觉性，需要一种建立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基础上的文化良知和自省精神。媒介要当承担应有的文化角色，在微观上，其立足点在于媒介内生态的构建和媒介素养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