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丁·戈迪默的小说《七月的人民》虚构了一场黑人武装革命,它瓦解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国家进入政权交替期。作品虽放眼未来,却包蕴作者深切的现实观照,尤其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非各族群断裂身份及自由主义危机的反思。本文充分关注这些议题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论述巴姆、莫琳·斯梅尔斯夫妇及其前男仆七月的三重身份危机,即种族隔离制度和资本主义下种族、阶级、性别身份的相互影响。“七月的人民”和“主人房”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两个隐喻,寓指种族界限和阶级秩序的动摇,自我与他者关系重塑,白人夫妇被商品拜物教物化。由于旧有政治经济制度式微,三个主人公的性别意识日渐凸显。随着巴姆象征的白人男权变得不堪一击,莫琳和七月的性别化主体性双双觉醒。莫琳在丈夫与男仆之间斡旋已久,终于决意摆脱他者化的自我;七月在本族重树威望,从而颠覆了过去女性化的家政角色。在黑人村庄中,他们的三角关系偏离原轨,说明白人资产阶级家庭维持的秩序感已难以为继,而常年离乡的黑人流动劳工也要重新面对家庭模式的失衡。种族隔离制度带来的社会分化不仅导致了双方困局,还使两个族群越发剑拔弩张。由七月反抗前雇主、莫琳深畏激进化人际关系可知,即便种族隔离制度终结,自由、个人自主性、宽容他者等自由主义价值观也难以实现。本文认为,戈迪默借批判自由主义,展开了对后种族隔离时期个体伦理抉择和南非政治前途的智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