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动,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剧烈的影响。在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变化的因素中,农村社会的婚姻与家庭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子之一,这也是本文的述论所在。本文将基于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保存完好的基层档案,深入到家庭内部,真正以“在场式”参与观察的方法,用心去解读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的地方性制度。文章起初讨论了集体化时代道备村常态婚姻实践中的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婚姻的准备阶段：结识与择偶。在农村,婚姻结识方式经历了包办婚姻、媒人牵线、中间人介绍、自己结识的发展过程。在集体化时代,这几种形式都有体现,并且相互交织。但从总体上看,中间人介绍是这一时期婚姻结识方式的主流。土改之前,农村青年男女在择偶时,门当户对是他们所考虑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土改之后,阶级成分则成为择偶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其次,讨论婚姻的仪式。一般来说,婚前仪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相亲、订婚、结婚。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婚礼的重要性往往更强于婚姻登记,青年男女只有办了婚礼才能得到农村社会的认同。再次,本文涉及到婚姻的解体,即离婚。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婚姻就保持着极低的离婚率,在分析诸多离婚率低的原因时,农村的习俗和当时村庄里调解员的调节作用是最重要的。最后,本章讨论的是婚姻圈。大量的分析研究表明,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的婚姻圈经过了一个循环变化的过程,即婚姻圈的外沿由大变小,再变大。当然,道备村的婚姻圈也体现出这一大的变化趋势。但是,该村是一个有大的家族和宗教信仰存在的村庄,因此,在整个集体化时代,村庄里可以分成地理婚姻圈、等级婚姻圈和信仰婚姻圈来讨论。从村庄婚姻的常态变迁来看,伴随着50年代国家颁布的新婚姻法的实施,以及政治身份的划定,独立自主、自由恋爱、男女平等这些新观念则通过政治教育、宣传机器、娱乐活动方式被引进村子,也给整个五六十年代民众的婚姻行为增添了更多的外部硬性约束。在这种国家性话语下,道备村村民的婚姻行为追随了全国的大趋势：法定年龄的婚姻登记制度取代了村庄里的童养媳等早婚现象；年轻人在择偶中的独立自主代替了传统时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集体化时期家庭之间财富差距缩小这一特殊环境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村内婚比例的上升；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展和不断深入,成分标记的越来越突出,道备村的“门当户对”在非经济基础的层面中再一次凸显出来。这一系列变化无疑不体现着社会变革这一大背景在村庄日常生活的影响,从这层面讲,道备村在集体化时代与国家大政策是齐步走。但是,当地民众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又在结构制度框架中做出选择、制定策略,保留了大量的村庄特色。如：在那个阶级成分色彩相当浓烈的时代,道备村民众的择偶却体现出“既成分又不成分”；从集体劳动时期村内婚、队内婚比例的上升到干部角色转变下乱搞男女关系特权的凸现；以及文革结束后,子女在择偶过程中自主权的绝对上升,尤其是村内一些非婚关系的存在,无一不体现出道备村民众在集体化时代婚姻行为的特色。可以说,集体化时代,道备村民众的婚姻行为既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又实践了自己的行为逻辑。如果我们从村庄婚姻的异动这一方面看,则能展现出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权力实践。这种实践与其说是国家权力向村庄单向地渗透,不如说是国家和村庄双向的、多形态的身体政治的实践。更耐人寻味的是,国家的这些乡村治理术并不是简单地自上而下地运用到村庄中。实际上,在国家的治理和要求中,怎样的案子能被“整”成案子；怎样的案子本属刑事案,在村庄却要以政治案来处理；怎样的案子本属政治案,却又要以道德案来处置。这些并不全是由国家的要求或案情本身决定的,更多的是由案子当事人和围绕案子产生的村庄交往关系来决定的。在这里,绝不仅仅是国家治理术单方面的深入,也不仅仅是村庄服从国家塑造所谓“新人”的权力实践,同时也是村庄权力者与村民各种斗争策略的运用。其实,整个集体化时代,国家的治理术与乡村的斗争策略之间既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关系,可以说,在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村民所起到的是带着自己的目的积极参与其间的“同谋’作用。通过对集体化时期道备村婚姻变迁与延续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首先,国家对农村社会婚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迫使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和社会结构边缘化,农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重大影响。其次,在集体化这一时期,社会变迁和社会延续这两种趋势在农村社会的婚姻变迁中都有所体现并且长期共存,可以说,社会变迁中的变与社会延续中的不变交织于整个农村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