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才处理制度是我国刑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该制度也涉及到民事法范畴，既具有实体法意义，也有程序法意义。适用该制度的犯罪类型主要是发生在亲密关系之间、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刑法总则第98条进行了总括规定，分则对适用该制度的五个罪名分别进行了规定。基于制度本身的特殊性，与自诉制度和不告不理制度具有很大的差异。它并非是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或某种法律体系所独有的现象，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下法律在解决特定领域内的社会矛盾时作出的共同选择。该制度具有保障被害人权益、平衡私权与公权的制度性价值，节约被害人诉讼成本和提高司法机关司法效率的经济性价值，“亲亲相隐”和人身财产关系修复的伦理性价值，宽严相济的政策价值等多重价值。因此，本文详细介绍了该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告诉主体、告诉对象、告诉方式和告诉帮助，针对每一项内容中有争议的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诸如，明确了单位可以作为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并将其限定于侵占罪，检察机关告诉时应当根据所保护的法益以及检察机关的作用来考量并将其定位为一种“法律监督”和“诉讼支持”，告诉对象一般情况下只能是法院，检察机关以公诉案件起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的状况，如果被害人没有提起诉讼，法院是无权进行实体判决的等。最后，针对告诉才处理制度当前在适用范围明确问题上存在的不同学说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对该制度进行更加精细整理和重构的观点，从侮辱，诽谤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界定、侵占罪要区分情况进行处理、虐待罪作为该制度的争议三方面进行了制度完善，并对被害人帮助方面提出了建立检察机关代为起诉制度、构建自诉担当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三种制度性建议，从而更好的发挥告诉才处理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