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是文学规范的形成期，期间第一至三次文代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次文代会使描写工农兵成为文艺家的首要任务，工农兵成为文艺的主角；第二次文代会使创造新的英雄人物成为了文艺的重要任务，而克服公式化概念化也成了议中之题；第三次文代会召开时，国家处于调整时期，文艺界也相继召开“广州会议”、“新侨会议”和“大连会议”。其中，在“大连会议”上，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主张。写“中间人物”论争始于1964年《文艺报》第8－9期合刊上发表的《“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在论争中，创作主题的论争焦点是要不要写“中间人物”。论者不仅对“中间人物”的含义提出了质疑，还对能不能写“中间人物”和怎样写“中间人物”进行了讨论。论争既突出了写“中间人物”的实质及其教育作用，也涉及了写“中间人物”的衍化——写普通人物。就创作方法而言，论争就什么是现实主义深化、现实主义怎样深化和现实主义深化的实质进行了讨论。针对当时文学的不良创作情况，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主张的提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没有冲出当时主流思想的框架，“现实主义深化”的“深化”也只能是修补性的。论争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为：对邵荃麟理论主张的上纲上线和断章取义、论者对邵荃麟本意的曲解和误读及“一边倒”的阵营划分。写“中间人物”反拨的有限性主要是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如“中间人物”概念的含混；同样，“现实主义深化”的提法本身也存在问题，再加上当时越来越激进的氛围，邵荃麟和他的理论主张很快就沦为文艺战线上新一轮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这就使其对“十七年”文学规范的反拨呈现出很大的有限性。写“中间人物”论争所涉的文本有：《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三里湾》、《“锻炼锻炼”》及《赖大嫂》等，这些小说中的“中间人物”形象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作为正面英雄人物的陪衬出现、又写出了其转变的，这些“中间人物”身上，更多地体现了主流对其“失范性”的“规训”，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和《红旗谱》中的严志和；一种是作家出于创作的需要对其进行预设，如赵树理笔下的系列“中间人物”和西戎笔下的赖大嫂；第三种是极具戏剧性色彩的“中间人物”，如《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等。虽呈现形态各异，但它们都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的，这种日常书写是对“十七年”宏大叙事的一种消解。而“中间人物”的艺术魅力即源于此。从文学变局性上看，写“中间人物”对“十七年”文学进行了元素重组，作为一种功能性人物，“中间人物”是对“英雄人物”的补充与完善。它要求“现实主义深化”追求写真实，并力求把人物放到真实的日常情境中去塑造。在“十七年”时期，这是文学现实主义回归的一次努力；是时，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主张及其创作，对日益窄化的文学创作环境有一定的拓宽。作为“十七年”时期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最后呼唤，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主张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不仅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交启蒙现实主义的复兴埋下了伏笔，还对新时期乃至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