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莎剧这顶皇冠上最夺目的珍珠，《哈姆雷特》在经历了现代精神的洗礼后，依旧向读者展现着无穷的绎读潜能和维度。然而，考虑到这部作品诞生在一个崇尚古典精神和理想、个体与社会及自然之间的有机整体性尚未被打碎的时代，我们有必要跳出时下文学批评的藩篱，去探究莎翁在写作该剧时所展现的一种时代创作归旨，即通过摹仿伟大人物不平凡的行动，来赋予诗“时代之镜”和教诲公民的崇高职能。诗人不再是现代人眼中波希米亚式的自在自为群体，而是被恢复到其古老而神圣的地位：人类的第一位、也是永恒的导师。诗人的教诲不仅涉及文艺实践，更关乎人类社会中那些最根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在雅典城中同当时的青年时常探讨的问题：怎样的人才能幸福地度过一生？城邦在谁的统治下能实现最善的政制?何种教育能造就最优的统治者？诗人和诗歌在这样的教育中发挥着怎样的影响？等等。　　本文首先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雅典卫国者制定的“教育蓝图”为话语框架，将哈姆雷特在剧中的“教育”经历分为三段：第一段侧重王子的身体层面，即他为寻真相、不畏艰险登上城楼边缘与鬼魂会面的经历，与之对应的是《理想国》中借鉴斯巴达的青年军事训练制度（Ephebia），即苏格拉底口中的“体操训练”；第二段抽取戏中王子所经历的三个“故事”，以鬼魂的直接叙述、伶人甲的戏文片段独诵和巡游剧团表演戏剧《捕鼠器》这三种不同的形式展现，以此作为主人翁的“音乐—文艺教育”；第三段探讨哈姆雷特在德国威登堡的求学经历，着重强调威登堡的特殊内涵以及王子在剧中展现的哲学思辨能力，以此对应柏拉图教育蓝图中的“哲学—辩证法教育”阶段。在这样一种讨论框架下，莎翁与柏拉图之间关于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对话成为了可能。　　而对于王子最终悲剧性的毁灭，文章第二部分围绕着《理想国》中柏拉图对雅典卫国者教育的观察和告诫，将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丹麦的整体腐化，因为一种理想教育的缺失，整个国家中“影子”和“意见”泛滥；二是王子自始至终无法做到柏拉图所要求的彻底“下降”，从而导致“哲人王确立最善统治”这一理想的破灭。经历深刻失败的高贵行动并非毫无意义，它向读者展现了人类最深层的激情和最真实的面貌，也揭示了这种教育蓝图乃至整个人性的局限。就这样，莎翁传达了他作为诗人的深刻教诲，也通过最亲民、最诗性的戏剧形式回应了柏拉图艰深晦涩的人类理想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