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中原战乱之际,正是契丹兴起和南下中原的重要时期,为实现混一天下的目标,契丹辽朝的统治者在不断加强对中原的军事进攻的同时,推行灵活机动的中原政策,与吴越、南唐等江南政权间保持频繁的交聘往来;吴越从善事中国、竞争江淮的政策目的出发,与中原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建立和发展了其与契丹辽朝的交聘关系;南唐则认为中原乃其故地,因此执行远交近攻政策,联络北方的契丹辽朝等势力,欲图天下一家,与吴越竞争的同时,争霸中原;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局势的变迁及契丹南下中原政策的变化是三种力量发生联系和作用的前提和条件,本文正是以此为背景,在吸收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对契丹与吴越、契丹与南唐间的聘使往来进行了梳理和考证,分析了各自的特征及产生的原因,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张亮采先生的《补辽史交聘表》进行了比较,进一步明确了史料来源等问题。其中,对“吴王”遗契丹主猛火油的辨误、对“高霸事件”与“清风驿之变”的分析,是对关系双方交聘性质和特征问题、有关一些错误记载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进行的个案分析。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又重点对契丹与吴越、契丹与南唐的交聘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交聘内容、交聘目的、交聘双方在彼此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进行了对比,其中,契丹明显掌握了双方外交关系,尤其契丹与南唐外交关系的主动权。双方的交聘对十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都具有积极意义,而契丹兴起与南下中原,只是自匈奴以来直至蒙古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向心运动的一个环节,是两种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交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