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特殊产物,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但直到上世纪末,翻译学学者才开始研究其翻译问题。现有不平等条约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翻译策略、外交措辞的翻译、翻译与政治,以及译者研究。它们指出了翻译在清朝对外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补充了翻译史研究,并强调了文本外因素在翻译研究中的意义。但现有研究仍存欠缺:其一,所研究条约局限于清朝与英法所签,极少关注一些西方小国强迫清朝签订的条约;其二,关于不平等条约翻译中,认证条约为作准定本的声明(即认证声明),现有研究只是一带而过其政治功效,却未深入探讨涉及的认证问题。西奥·赫曼斯(2007)分析了“认证”在宗教文本、多语种条约以及自译著作中的特性,扩展了现代国际法中“认证”的内涵,将认证引入翻译研究。这一概念在不平等条约的翻译中非常普遍,形式多样,效果不一,却罕有针对性研究。本文研究清朝与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德国、西班牙、丹麦及比利时八国所签不平等条约中的认证问题,分析其中认证的各类形式、影响认证形成的因素、认证的实施,以及其中折射出的翻译与权力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平等条约翻译中有四种形式的认证:认证战胜国语言版本的条约、认证条约的所有语言版本、认证战败国语言版本的条约,以及认证第三语言版本的条约。各类形式的认证成因复杂,主要受政治权力斗争、语言影响力、签约国意图等文本外因素干涉。研究还发现在不平等条约实施中,签约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有时使得认证无法发挥作用,无法解决由不同语言版本条约之间差异所导致的冲突。此外,研究还指出了不平等条约中的认证与当下国际条约中认证的差异,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翻译与权力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本文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不平等条约的翻译研究,还加深了我们对认证,及翻译与权力关系的理解。另外,文中采用的中文翻译案例丰富了翻译研究的语种多样性,进一步推动了当今翻译研究中去欧洲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