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货经营资本的形式,先后有当铺、钱庄、印局、帐局和票号,其中又以票号的地位最为显赫,是山西旧式金融机构中的杰出代表,山西票号商人也成为山西货币商人的杰出代表。山西票号业资本雄厚,覆盖面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他们的成功,不仅表现在资本积累等物质层面,更重要的是对传统商人伦理文化的继承、发展、弘扬与推进,是对商业伦理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升华,但传统伦理观念的时代局限性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山西票号业最终没落的命运。本文试图从伦理角度挖掘山西票号迅速崛起及衰落的原因,总结出山西货币商人的金融伦理观核心诚信为本、义利相通。山西货币商人的金融伦理观是对传统商业伦理观念的继承与发扬,追根到底山西货币商人的金融伦理观根源于传统儒学。从1848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显现出了其脆弱性,一步步失去了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主流地位,这种变化突出表现为经济与文化上的中外竞争及中国的失利,山西票号被近代银行取代,标志着中国以伦理为约束基础的经济模式被西方建立在契约思想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取代,与此同时,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逐步的在征服世界,市场经济便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它以显著的经济效益受到了世界性追捧,当然也受到了急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的垂青,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只有契约双方均自觉履行权利、义务、责任,才能实现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才能实现经济效益。在现代社会,是否遵守契约规定主要靠法律来维护,这对于处于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各项法律不健全、信用体系不完善的中国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现代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欺诈行为,诚信缺失严重,中国的金融业也面临同样的现状,其实,即使是法律相对健全、信用体系完备的西方国家如美国,也不乏金融信用缺失的案例。这种现状体现出只有法律等正式制度对金融业的约束及对诚信的维持是不够的,与此同时,处于儒教文化圈的东亚国家的崛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儒学回归现代生活的呼声越来越高,儒学的经济价值重新得到了重视,结合山西票号商人的伦理约束经济行为的机制,对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金融信用建设有所启示。现代金融业对信用的要求很高,但现代金融业却充斥着各种失信行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加强现代金融诚信建设,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各项法律,用强有力的正式制度约束违法经济行为,另一方面要注重非正式的商业伦理道德对金融的规范作用,加强金融伦理道德宣传教育工作,从个人金融信用入手,增强金融机构及相关企业的金融信用,法律与伦理二者各有优势,伦理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对调节金融活动中的复杂关系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