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互联网的社会属性逐渐超越工具理性,成为制约乃至型构社会基本关系网络和组织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日益发展的自媒体技术和多元化的表达渠道,在拓宽民众言论表达的同时,也导致网络诽谤犯罪行为日渐猖獗,使得对网络言论秩序进行有效治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诽谤犯罪解释》)等相关司法解释试图通过承认片面共犯和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路径应对网络诽谤犯罪行为频发的情势,但在理论上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在网络场域下,诽谤罪的犯罪形式表现为对虚假事实的“散布”行为,这也直接导致了网络诽谤犯罪主体由过去单一的诽谤内容发布者扩展到网络传播参与者、网络黑公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等复杂主体。犯罪主体的多样性、犯罪后果的严重性、危害实现作用的互变性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行为的地位模糊性,对当下我国立法采用的共犯折中理论产生了冲击,犯罪共同说在网络犯罪背景下表现出滞后性。司法解释和立法修正试图通过承认片面共犯、共犯正犯化等路径对技术帮助行为进行规制,虽然实现了预期的制裁效果,但造成了共犯双层分类标准的违背和犯罪界阈的不当扩张。鉴于此,通过对国内外技术中立原则适用考察,本文认为应当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帮助行为进行诽谤罪共犯的认定。采用最小从属性说,在犯罪构成要件层面认定诽谤言论发出者与技术帮助者共同犯罪的成立;提倡行为共同说,作为认定技术帮助者与行为人之间存在共同故意的理论依据,以弥合行为与归责之间的间隙。据此,对网络诽谤犯罪共犯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入罪的客观行为、主观心理和不作为状态下的共犯责任模式进行设定,在理论层面构建起关于网络诽谤帮助行为的归责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