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于国民革命的高潮之中,又处于四·一二事变前夕,是中国近代史中的的重大事件,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运用苏联革命的模式指导中国革命的产物。过往的研究多是被框定在中共党史的叙述模式上,强调其中共领导下上海产业工人对北伐革命作出贡献的一面,但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研究价值远非仅限于此,它对于国民革命、工人运动史、国共关系、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等诸多问题,都有重大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故本论文以联共(布)、共产国际为切入点,考察他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指导方略,以及这一方略在北伐过程中的贯彻,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恰好为透视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案例。以共产国际对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方略和实际贯彻过程为考察基线,本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源起研究。重点介绍联共(布)、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革命的方略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已有资料和研究表明,按照共产国际的设想,中国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的初期,以说服孙中山贯彻“联俄溶共”方针来实现,在这一阶段中,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第二阶段,力图“以共化国”,使无产阶级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三阶段,无产阶级力争掌控革命的领导权,伺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一预设和步骤被中山舰事件的突然发生打乱,中国革命从第二阶段退回第一阶段。苏联方面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向蒋介石妥协让步。围绕着如何恢复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的问题,以苏联派驻广州总政治顾问鲍罗廷为首的一方和远东局、中共中央的一方产生了上层路线和下层路线的分歧。鲍罗廷主张通过联合上层势力,打压蒋介石,以恢复中山舰事件前的局面;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倡导下层群众运动,通过底层革命恢复中山舰事件前的局面,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主要是贯彻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下层路线的结果。第二章主要介绍第一次武装起义领导权问题。在中山舰事件影响尚未消除的形势下,远东局对于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不主张争取起义的领导权,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接受了远东局的意见。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远东局内部对于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让步非常不满,引起了远东局内部的分裂。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擅自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受到了的斯大林的严厉批评,斯大林开始着手更换远东局成员,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发动也因此推迟。第三章主要介绍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及其对上海工人第二次、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影响。在国民革命高潮的背景下,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逐渐走向激进,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要求无产阶级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同时由于共产国际不允许分裂国民党,第二次武装起义名义上仍然是在国民党领导下发动的,在起义的具体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方面却有严重的摆脱国民党的倾向。第四章主要介绍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更加激进政策下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斯大林要求中共排斥国民党右派。中共独自领导第三次起义的发动并获得成功,建立了中共控制下的政权。新政权的建立使中共暂时掌握了上海局势的主动,却也因此加速了蒋介石的“分共”步伐。鲍罗廷翦除蒋介石的计划失败,上海新政权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表面上第三次起义是成功了,实际上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最后是结语部分。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的指示精神下爆发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没有经过斯大林的同意,但并没有违背其中山舰事件后的退让方针,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更是在共产国际重提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背景下发动的。笔者认为联共(布)、共产国际应该对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共产国际在执委会第七次会议之后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过于激进,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越过第二阶段,造成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过程中国共矛盾的加剧,加速了国民党的武力“清共”步伐,在中共意识到危机来临向共产国际请求指示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没有断然采取有效措施挽救危机,而是要求中共开展群众运动,防止政变的发生,最终导致蒋介石武力“清党”给中共造成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