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1899-1977）乃当代美国著名俄裔作家，其代表作《洛丽塔》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洛丽塔》1955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媒体就该作品是否是色情小说、是否该禁止发售等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该书从禁止出版到局部解禁再到跻身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证实了小说本身的文学价值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洛丽塔》在中国已有20多个译本，对该小说的翻译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理论视角，选取国内两个影响最大的《洛丽塔》译本——黄建人译本和主万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两种翻译伦理模式在两个《洛丽塔》译本中的具体体现。切斯特曼针对具体翻译问题提出了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即：（1）再现伦理—再现原文、原文作者；（2）服务伦理—译文满足委托人的要求；（3）交际伦理—完成文化间的双向交流；（4）基于规范的伦理--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5）承诺伦理—履行职业道德的誓言。再现伦理与基于规范的伦理属于微层面的伦理模式，二者关注的是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翻译过程中具体的翻译策略问题，故为本论文采纳，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发现，两位译者在翻译时各自遵循了不同的翻译伦理，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翻译效果。黄建人所遵循的基本上是基于规范的翻译伦理，即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多为目的语读者考虑。相应地，她采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句式上把纳博科夫出了名的晦涩难懂的长句译成了生动、简短的中文句子，在文化词语上采用归化策略，把原文隐含或模糊之处进行了显化处理。意译的翻译方法带来了一个通顺生动的中译本，故而很受读者欢迎。主万所遵循的是再现的翻译伦理，即再现原文和原作者的。相应地，他采用了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句式上沿用了原文的复句和长句，在文化词语上采用异化策略，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晦涩和含混之处，未作明晰化处理。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为读者带来一个信而不顺的、原汁原味的《洛丽塔》。本论文的目的不在于评判译作的优劣，而是旨在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对两个译本作出尽可能客观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