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政府发布的户口改革一揽子计划显著放宽了城市户口获取的限制,允许甚至鼓励流动人口转移户口。然而,与预期的流动人口对获得城市户口机会的积极反应相反,有意获得当地城市户口的流动人口比例相当低。大量的证据表明,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拒绝或犹豫将户口迁往目的地城市,落户意愿与定居意愿呈现出了一高一低,一低一高或双高双低的四种差别化选择。迁移意愿不是一个单纯的“我是否要在此地定居”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系泊与流动、生活与制度的双重抉择。本研究立足于流动人口差别化行为选择的“真问题”,将中国流动人口的迁移意愿（落户意愿+定居意愿）类型化为4种差别化行为选择,关键问题集中于中国流动人口差别化行为选择的类型化分析、偏好序列和影响机制探索。研究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CMDS）2017年的数据,将流动人口的差别化迁移意愿选择（高落户高定居、低落户低定居、高落户低定居、低落户高定居）作为因变量。将人口学特征组因素、结构性因素组特征、家庭因素组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组特征、流动记忆组特征作为自变量,以流动时间作为控制变量。结合决策树模型和无序多分类回归模型分析不同落户和定居意愿人群的特征、验证影响流动人口组间差异性选择的因素、探索其内部异质性的行为选择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五组解释变量整体上对差别化选择有稳健的影响,不同人口属性的流动人口有不同的选择偏好,经济地位变量在模型中的解释力不足,教育地位对绝大部分的选择比较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家庭因素对流动人口差别化行为选择的解释能力较弱。住房地位、城市类型、土地记忆和社会网络是影响流动人口迁移意愿差别化选择的四个核心解释变量。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迁移选择的影响受到流入地特征的作用,在不同特征的地区,社会网络发挥的作用不同。住房地位—城市类型的交互模型解释了一线城市流动人口差别化选择的原因,尽管流入地的生活成本和住房问题被认为是影响落户意愿的阻碍因素,但地区特征化解了这种阻碍因素。地区特征又会被土地记忆所牵制,引导了双重拉力之间的拉锯。土地记忆作为流出地的支持性记忆,对流动人口的流动、定居、落户选择有着绵延的羁绊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而是嵌入在了流动人口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关系。个体的客观情况差异是嵌入在地区特征差异之中的,如同行动者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行动者本身同结构之间的互动协商促成了落户意愿与定居意愿选择的不一致性和差异性。住房地位是个体客观资本的差异,但这种差异的影响受到流入地发展水平的结构性限制。而流入地的结构性拉力又受到个体持有或群体共享的土地记忆的反作用力影响。正是在行动者—结构—行动者的多重影响下,流动人口做出了高落户高定居、低落户低定居、高落户低定居、低落户高定居的差别化选择。本研究基于中国的本土经验,通过一个双重拉力模型展示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与定居意愿的一体两面性,并指出能动性与结构性在迁移模型中的重要性。它还包括对现有迁移理论的不足之处和适应性的讨论,以分析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体系中个体与结构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从理论和经验上对使用某种客观可观察的成本和收益模式来预测人类行为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并验证了将每一个流动性要素视为结构性与能动性统一体的设想。我们提议尽可能地考虑到流动变量能动性与结构性的双重属性,并将其置于发展的宏观框架中分析。本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在经验层面解释流动人口在落户意愿与定居意愿上的差别化选择,还为了获得关于如何在研究框架方面取得进展的见解,这有助于流动人口研究范畴在实务和理论两个方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