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殖民语境下,东方往往被西方视为“他者”,并呈现为套话式形象。以域外中国形象为例,因中国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其形象建构一直由西方主导,并借由西方文学作品得以传播。现今,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参与到自身形象建构之中,但由于受西方的殖民话语和文化霸权影响,呈现为一种“自我东方化”倾向。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扶桑》的写作与英译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双重东方化”概念。具体来说,“双重东方化”是指：东方知识分子以西方视角进行文学创作,对本国形象进行自我东方化；而西方译者在译介这类文本时,以英语大众文化为依归,使得本已东方化的形象更符合东方主义话语。《扶桑》的写作和英译即为“双重东方化”的典型案例。作者严歌苓是一位美籍华裔作家,长期受到西方主流意识影响,故其小说《扶桑》刻画了各类套话式形象。而译者Cathy Silber,作为西方文化的把关人,通过归化、简化、删减等手段,对翻译过程进行了大幅度干预,使得这类形象更趋边缘化。本文就《扶桑》写作和英译中的中国形象“双重东方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指出此过程中的东方主义自我稀释现象。通过分析严歌苓的写作过程,本文认为：原作呈现了东方化的异域妓女和千人一面的华工苦力形象,以及国民劣根性和黄祸论等思想。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严歌苓通过地母隐喻和个体性描写,亦传达了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换句话说,其“自我东方化”写作与东方主义相似却不相同,乃是霍米巴巴所说的“仿拟”。Cathy Silber的翻译亦体现了上述杂合模糊特性：她对原作中扶桑的神性和大勇的男性气质进行了弱化,但作为一名抵制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的汉学学者,其翻译也在一定程度上忠实地再现了中国文化,呈现了东方的宽容博大及其自我拯救,从而对“西方优于东方”的东方主义话语造成稀释和冲击。这样,《扶桑》的创作与英译虽呈现了定型化的中国形象,却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既定的东方主义话语。其结果是,借由“双重东方化”的写作和翻译,中国知识分子得以进入西方文化,并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