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达成最终划界协议的争议海域当事国来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资源需求的增大,对争议海域会有矿产资源开发或地震勘测的需求,但是不论是哪种需求,当事国都应遵循相应的义务。遵循的义务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第3款与第83条第3款中,这两项相同的条款规定了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定界限之前应当遵循的两项义务,即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积极义务规定的表述为“尽一切努力作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消极义务规定的表述为“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在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解释与适用及当事国履行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时往往会陷入困境,原因在于两项义务在用语表述方面都存在不明确性,导致最终难以确定两项义务的界限。通过对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与临时仲裁庭相关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以及对于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认定的方式。代表性的案例为1998年国际法院的“喀麦隆诉尼日利亚陆地和海洋边界案”、2004年临时仲裁庭的“圭亚那诉苏里南案”以及2017年国际海洋法法庭第23号案例“加纳诉科特迪瓦大西洋划界案”,这三个案件对于分析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相关用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结合学者对于“尽一切努力”“临时性”“实质安排”的积极义务以及“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消极义务的论述,从而对这两项义务相关用语进行解释,使得两项义务的整体含义能够得到明确。积极义务的含义需要当事国在最终划界协议达成之前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善意交涉,以达成具有可操作性并可以缓解双方矛盾的协议。而消极义务要求当事国不能进行剧烈激化矛盾的活动,且进行活动的一方当事国需要尽可能地本着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活动、愿意分享此活动所带来的相关收益并允许活动的进程被另一方所知。不论是积极义务还是消极义务的解释,都有助于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走出适用条款产生的困境,更有益于引导处于争议中的当事国在划界协议达成之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审视。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当今我国与邻国存在海洋划界争议问题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对我国在争议海域遵守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带来启示。我国应坚持善意谈判,努力呼吁争议各国回到谈判桌上,力争达成临时安排,尤其是共同开发协议。在避免激化矛盾的同时,也应警惕他国开采动向。如此有助于妥善解决我国南海与东海与邻国存在的海洋划界争议问题,达成各国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