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与1794年《普鲁士一般邦法》、1804年《法国民法典》一起并称为大陆法系三大经典的理性自然法典。其中《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不仅基于理性自然法“自由平等”等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一般权利能力、法律漏洞填补等原则,而且将理性自然法的方法应用于法典编纂,推动了法律体系化方法的发展。因而深入研究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梳理该法典的理论贡献及历史影响,有利于明晰大陆法系中理性自然法对近代民法典建构以及近代法典化运动的发展轨迹。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是理性自然法时代的产物。在理性自然法的影响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理念上渗透了基于个人主义哲学形成的主观权利概念,法学方法开始由实践法学向理性建构法学转变。理性自然法作为奥地利民法典的理论基础,为法典的编纂提供价值理念及方法论指导。其中“奥地利民法典之父”马丁尼及蔡勒的自然法理论直接影响了民法典的制定。奥地利民法典继受了罗马法与理性自然法理念相一致的部分,保留罗马法中合理的因子,将“罗马—自然法”传统予以实证化。同时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编纂历经了半个世纪,经历了从《特雷西娅法典》、“霍尔滕草案”到“马丁尼草案”的演变,最终得以颁布,并一直沿用至今。《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相较于同时期的《普鲁士一般邦法》、《法国民法典》,有着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体例上导源于古老的法学阶梯,并对盖尤斯法学阶梯体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人—物两编制。在法律原则的制定上,法典超越所处的封建帝制时代,创造性地提出一般权利能力原则及法律漏洞填补原则。在私法规则的建构上,《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采广义的物及所有权的概念,将债权理解为对物权,以避免新的概念类型被排除在法律之外。同时该法典确立了错误的区分模式,一方面保护了表意人,一方面保护了相对人,实现了利益的平衡。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出台,统一了奥地利境内民事法律,扩大了法典化运动的影响力,巩固了法典化运动的成果。尽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没有创造性地提出总则,但其序言编中开始对法律的一般理论进行简要表述。无论从理论或形式上看,其都具有总则编的雏形,进一步推动了民法典总则编的形成。法典基于理性自然法形成的体系化方法,注重使用抽象的法律概念及一般性立法性原则的表达,推动了法律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