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产业集聚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空间,占据着全球大部分份额的经济产出。围绕产业集聚相关问题,国内和国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著述颇丰。本文关注的则是在产业集聚空间效应分析基础上的公共政策探讨。主要通过运用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对珠三角农村空间产业集聚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双重背景下,珠三角农村产业集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公共政策。为了分析珠三角农村产业集聚的空间效应,本文首先从空间系统的宏观尺度,以空间主体的空间博弈行为为微观基础,建立了一个空间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用于说明空间结构演变是产业集聚空间效应的结果。作为一种空间经济现象,产业集聚必然发生于一定的空间。在某个地域空间范围内,政府、企业和居民是三类主要空间主体,为了空间收益最大化,空间主体之间围绕有限的空间资源进行空间竞争。产业集聚正效应能产生集聚租,形成空间集聚向心力,产业集聚负效应则引起空间成本上升,稀释空间利润,产生空间集聚离心力。二者形成的集聚—扩散动态运动,改变了空间主体的获利条件,从而引起空间主体行为的变化,最终导致空间要素的分化重组。在空间上表现为新节点的形成和原有节点的更新或衰落,引起空间结构景观的变迁。在空间竞争中,政府和企业特别是集聚网络企业是空间博弈中具有决定性的双方,二者的博弈结果决定了空间如何利用,进而导致空间结构变迁。而居民由于空间分散而缺乏集体行动的条件,只是被动参与者,对空间结构变化失去影响力。深圳崛起的空间过程初步展示了这一分析框架的解释力。在对珠三角农村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演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从现象、机理、特征和类型几个方面分析了珠三角农村空间的产业集聚,并对其空间演变过程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划分研究。在珠三角农村产业集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集聚水平不断提高,但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缺陷在新世纪初集中暴露,成为阻碍空间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以珠三角农村空间产业集聚的概要分析为背景,本文运用产业集聚空间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珠三角农村空间产业集聚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分析。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提升引起空间稀缺程度加深,地方组织(村镇)在与企业的空间博弈行为,经历了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空间无序开发,到90年代中后期的空间供给不足,然后到新世纪空间极度紧缺的三个时期。分权式改革塑造的逐级分配体制使珠三角农村空间产业集聚迅速发展,也产生了分散式乡村工业化和低水平型城镇化。地方组织的空间开发主导权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从“主动丧失”到逐步恢复,再到完全掌控的变化过程,而产业集聚的正负效应综合形成的集聚—扩散运动,不断改变着珠三角农村空间结构,使珠三角农村空间发生异变。产业集聚空间布局的不均衡引起空间异变程度差异,根据空间异变程度的不同,分为突变型、混沌型、新兴型和衰落型四种空间形态,这是珠三角农村产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导致多重空间均衡的结果。在对公共政策进行一般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空间公共政策和产业集聚空间公共政策的概念界定和取向。认为产业集聚空间公共政策是空间公共政策的一种,产业政策和产业集聚政策是其基础,而市场失灵引发的空间不经济是其产生的客观需要,对空间经济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产业集聚空间公共政策能在官员短期收益最大化和区域长远发展目标之间提供可能的均衡条件,从而为区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了基础。根据地方组织(村镇)空间主导权变化的过程,珠三角产业集聚空间公共政策经历了扭曲期(7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期(90年代中后期)和转型期(2000年以来)的演变过程。在综合以上分析的条件下,本文对珠三角农村产业集聚发展所面临的双重背景——经济全球化和“新农村”建设进行了研究,并对其进一步发展的公共政策进行了探讨。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空间锁定(lock-in)和“新农村”的空间标准要求珠三角农村空间必须实现产业和空间的同步转型,而实施基于产业集聚的空间整合则是必然选择。通过运用城乡统筹的农村空间规划、实施农村产业空间集聚战略和以产业集聚带动农村空间重组,并配合广泛的空间公共政策,对珠三角不同农村地区采用针对性的政策组合,实现珠三角农村空间经济产业和空间“双转型”,初步形成城乡网络化空间组织,以达到空间结构优化和空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逐步迈近“新农村”希望实现的“城乡一体化”的理想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