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高储蓄率的农业大国，持续攀升的农村家庭储蓄率“功不可没”，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对农村居民家庭储蓄行为的研究离不开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201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亿，占总人口的20.67%，较2008年建立农民工监测制度以来增长了28.00%，加上背后的留守人口和农村居民，至少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由于二元户籍等体制性因素的长期存在，劳动力转移往往是不完全不彻底的暂时性迁徙，他们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面临不一样的预算约束，因此存在不同的储蓄行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向内驱驱动增长转型，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家庭的储蓄行为与现有经典理论预测是否一致？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高以及不断上升的根源是什么？已有研究尚未对此给出直接答案。
　　为了明确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在分析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特征和储蓄动机及其变化的基础上，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储蓄和劳动供给联立起来考察，构建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综合利用统计分析、面板固定效应、动态面板、PSM、分位数回归等实证分析方法，采用山西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农户跟踪调查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储蓄率的异质性影响。其次借鉴国际移民理论，构建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暂时性转移对家庭储蓄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探讨暂时性迁徙对储蓄率的影响，为新世纪以来山西农村居民家庭高储蓄率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最后借助行为经济学理论，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家庭收入结构变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识别长期推动农村居民家庭储蓄不断上升的动力。本文以期通过山西样本为全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扩大内需献言献策。通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山西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持续上升的结构性因素。本文利用1986-2017年山西农村固定观察点长期跟踪调查的农户数据，对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和竞争性储蓄假说以及收入不平等等传统经典消费储蓄理论进行了简单再检验，结果发现：经典消费储蓄理论无法对山西农村家庭高储蓄率，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断上升的储蓄率做出令人信服的诠释，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山西农村居民家庭高储蓄率以及推动家庭储蓄率不断上升的结构性因素。
　　第二，农村劳动力不完全不彻底和暂时性迁徙是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均表明劳动力转移家庭相比不存在劳动力转移的家庭储蓄率要高出3.91个百分点，劳动力转移规模与家庭储蓄率正相关，劳动力转移率每提高10%，其家庭储蓄率上升1.46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暂时性转移会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储蓄率，返乡可能性提高一个“等级”，储蓄率会提高2.37个百分点。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转移劳动力不仅面临更高的收入消费不确定性，还面临随时返乡的可能性，因而具有更高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因此不完全不彻底和暂时性劳动力转移是山西农村家庭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
　　第三，劳动力转移导致收入结构变化是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不断上升的主要推动力。在山西整个观察期(1986-2017)，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性变化，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由1986年的78.79%降至2017年的41.18%，而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由1986年的13.67%大幅提高到2017年的45.94%，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家庭第一大收入来源。借助行为经济学“心理账户”理论，实证分析发现，在不同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具有最高边际储蓄倾向。因此，随着中国加速推进城镇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镇就业，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变化，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占比的不断上升推动了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的不断上升。
　　第四，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或保障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山西农村家庭高储蓄率背后的保障程度却不高。在整个观察期，虽然农村家庭储蓄率持续上升，但基于生活品、生活服务品和住房支出等三个维度的微观数据测算的农村家庭储蓄水平的保障程度其实并不高，次贷危机后反而呈下降走势。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真实的保障程度，降低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预期，才有助于刺激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