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和社会愈加关注环境保护与治理问题,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有关上市公司的环境规制政策。包括《环境保护法》等法规、污染物总量排放控制标准等强制性制度、对投资节能生态项目提供补偿补贴等鼓励性措施。这些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决策、外部融资和资产清算价值等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投资决策作为企业重要的财务战略之一,其效率的高低关乎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非效率投资现象不仅损害公司价值,而且阻碍企业长期发展。“十三五规划”仍着重强调有效投资的概念,认为企业应当尽量投资于长期回报高的、符合未来发展的生态环保投资项目。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作为外部因素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外部性理论、合法性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并构建模型。本文主要选取2013-2017年五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先用Richardson模型测量非效率投资程度,在此基础上检验环境规制、股权结构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即环境规制能抑制企业投资过度并缓解企业投资不足;国有产权性质会弱化环境规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包括弱化对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和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弱化环境规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且对环境规制与投资不足的弱化作用大于对环境规制与投资过度的弱化作用;股权激励程度的提高会强化环境规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包括促进对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和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根据上文的研究结果,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不应该仅仅是政府强制要求企业的投资行为合乎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的要求,企业自身也应具备环保意识,规范自身经营决策与投资行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首先政府应当综合利用多种环境规制手段,注重发挥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势互补效应,同时适当增强环境规制强度,达到改善非效率投资的效果。其次企业需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充分利用政府在环保上给予的优惠政策,投资于生产成本低、收益丰厚的项目。最后企业要注重股权结构的合理配置,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核心,科学合理的股权结构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帮助公司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