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随后受到相关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我国企业“走出去”事业步入崭新的发展阶段。2015年底，中国对外投资数额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额，标志着一个资本输出的时代已拉开帷幕。伴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中国对外投资事业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台阶。同时，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贸易保护主义再度现出抬头迹象，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也显示出复杂而微妙的波动。在多个不同的地缘区域内，以政权频繁更替、腐败情况加剧、宗教族群矛盾激化为突出表现的政治风险因素不断涌现，对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期的我国对外投资事业造成了现实影响。本文的研究基于此背景，深入探究政治风险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在依托理论模型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的数据收集，对政治风险因素的具体影响效应展开了实证分析。
　　笔者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合理测算样本内国家的政治风险总指标及三项分指标，即政府行政、市场条件和社会势力，分别对应政治风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因素，经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1)政治风险总指标对我国OFDI影响显著，东道国风险越低，越有利于我国企业开展投资行为；(2)总样本视角下三项分指标得分均对我国OFDI形成显著的正效应，表明构成政治风险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因素均会影响我国企业直接投资；(3)基于三个国家梯队的分样本视角研究呈现一定的异质性情形，风险“中等组”国家的政治风险总指标对我国OFDI的影响方向发生逆转，其市场条件与社会势力分指标也转变为负效应，笔者从这一组样本国家自身的特征以及我国企业投资动机两方面探究了其可能的原因；(4)采用引入交互项的方法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存在，良好的政治关系一方面能直接促进中国对该国的投资，另一方面对政治风险影响我国OFDI的效应存在调节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良好的政治关系是我国企业在部分情形下偏好投资于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的一大原因。
　　最后基于本研究的主要结果，笔者搭建出一个从“识别”到“防范”两步走、涵盖宏观政府视角与微观企业主体的行动启示框架，以求优化和改善我国政府引导对外投资、我国企业参与对外投资的实际行动，尽可能地抵御因东道国政治风险因素引发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