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曾留学法国的四川籍作家，李劼人身上具有巴蜀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双重因子。巴蜀文化作为一种母体文化，它是储藏于李劼人脑海中的“集体无意识”，不自觉地规范着李劼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着他的文化个性和审美创造，从而形成了他作品中强烈而清醒的地域文化意识。世界文化(主要是法国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也强烈影响了李劼人的小说创作。世界文化对李劼人的影响，是李劼人有意识学习和借鉴的结果，它经历了一个从翻译作品的间接了解，到对外国原文的直接解读的过程。在世界文化中，引起李劼人最大兴趣的是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他将二者当作有历史联系的整体加以认识，尤其重视自然主义真实客观的叙事风格、冷静科学的理性作风，以及历史生活的整体性观念。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就是在“乡土”与“世界”双重文化视域下创造的硕果，既固守了民族的根基，又接受了外国文学的模式和法国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品实现了中西文学的融合而又独具四川本乡本土特色，其具体表现便是：史诗性的追求、别具一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幽默讽刺的风格。史诗性的追求是通过恢宏开放的艺术结构和时代精神的表现来实现的；别具一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通过新颖的历史叙事、典型化的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来突显的；幽默讽刺的风格则表现在偏重于超越性的审美，透露出一种从容的机智与婉转的深刻。 此外，本文还把李劼人与巴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李劼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忠实地“照搬”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模式，且成功地将民族和作家自己个性灌注其中的作家。然而由于个人和时代的原因，李劼人也有自己无法克服和超越的局限。但是，无论其成功也好，失误也罢，李劼人留给后人的无疑是宝贵的经验、可鉴的教训和深刻的启示。他本人即是一盏明灯、一个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