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章,后经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加以改编,成为四书之首。迄今为止,学界已从德国功能目的论、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厚重翻译理论等视角就《大学》英译本中的词汇、句法、修辞格、翻译策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译者风格方面鲜有涉及。本研究以《大学》为原作,以理雅各和辜鸿铭的《大学》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自建小型平行语料库,借助ParaConc语料检索工具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来揭示译者风格的相关问题。基于Mona Baker的译者风格定义,本研究确定了译者风格的研究范围,即从文本和副文本两个方面对理雅各和辜鸿铭在《大学》英译本中所展露的译者风格进行对比研究。文本方面主要基于态度资源的分布状况、句子的翻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这三个部分对比分析译者风格。副文本方面主要基于书名的翻译,序言,绪论和注释四个部分来对比分析译者风格。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探讨了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译者本身等文本外因素对译者风格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两个译本分别呈现出理雅各和辜鸿铭独特的译者风格,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文本方面,(1)就态度资源的总体分布情况而言,理雅各译本态度资源的密度高于辜鸿铭译本。就情感资源的分布情况而言,理雅各比辜鸿铭采用了更多的情感资源;就判断资源的分布情况而言,理雅各译本中社会评判资源远多于社会约束资源,而辜鸿铭译本中社会评判资源与社会约束资源保持相对平衡;就鉴赏资源的分布情况而言,理雅各比辜鸿铭采用了更多的反应资源,而辜鸿铭比理雅各采用了更多的估值资源。基于不同种类态度资源的分布情况,可看出理雅各和辜鸿铭在翻译过程中均保留和彰显了自己的声音。除此外,对比《大学》原作中态度资源的总体分布情况,两译本的态度资源的分布状况与之保持一致,这表明理雅各和辜鸿铭均尊重原作的翻译原则。(2)就句子的翻译而言,理雅各倾向于采用直译的翻译技巧来保留原作的形式和意义,且表达方式更符合英语语言的表达规范;辜鸿铭倾向于采用意译的翻译技巧来展露原作中的文化内涵,且语言表达受英语语言规范影响较小。(3)就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而言,理雅各倾向于借助基督教教义来阐释其意;辜鸿铭倾向于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充分阐释隐藏在其后的中国文化元素。基于文本方面的对比分析,可见理雅各和辜鸿铭在译作产生过程中各具特色的翻译行为。副文本方面,(1)就书名的翻译而言,理雅各倾向于直译保留《大学》书名的字面意义;辜鸿铭倾向于意译阐释《大学》书名的内涵。(2)就前言内容而言,理雅各注重讲述中国古时学者对《大学》书名的不同理解及其自己的见解,并明确指出该译本主要遵循了朱熹的释义;辜鸿铭主要讲述了其译本不同于理雅各译本,并明确指出该译本的目标读者。(3)就绪论而言,辜鸿铭译本没有绪论;理雅各译本绪论主要讲述了《大学》的发展史、内涵及其它英译本。(4)就注释数量而言,理雅各译本注释远多于辜鸿铭译本注释,其注释主要展现了不同学者对《大学》内容的不同理解,阐释了某些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其本人对某些内容的不同见解;辜鸿铭译本注释主要涉及一些西方著名学者的名言,用以解释《大学》中相关内容来帮助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内涵以便有效地传递中国文化。基于副文本方面的对比分析,可看出理雅各严谨的学术型翻译精神和辜鸿铭以文化传播为本的翻译理念。基于文本外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本研究发现19世纪的传教活动影响了理雅各的翻译动机,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影响了辜鸿铭的翻译动机,中西文化差异则影响了两位译者的翻译立场,而译者身份、翻译观、翻译目的影响了两位译者的翻译行为。本研究丰富了《大学》英译本译者风格研究内容,为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即基于文本和副文本两个方面更加全面客观地对比分析译者风格,并首次尝试将评价理论运用于译者风格的对比研究中,拓宽了译者风格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