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把训政前期的党政体制这个中国政治作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把握党政体制及其运作机制的本质特征和模式。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提出了“党政体制”这个关键概念，把训政前期的国民党政党制度及其党政运作机制作为党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党政体制”的含义是指以党政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党政具体制度和党政行为规范的总和，即为使党政机器正常运转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工作方式等具体制度和规范，如党政领导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党政制度、政策制定程序制度等。 训政前期的党政体制是由广州、武汉时期的党政体制发展而来，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有关党政组织架构及其运转的制度规定为训政前期的党政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不过，训政前期的党政体制是一种变态的党政体制。分析训政前期党政权力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时，可发现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中央和地方党政体制是两种不同的党政体制，中央党政是一体的，地方党政是略有分际的，但由于地方党部软弱和瘫痪，地方政府的嚣张，致使地方党政的矛盾和纠纷频频发生，最终导致地方党政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其二，国民党控制了中央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民意等机关，对地方政府的操纵却不能运用自如；其三，国民党依靠军队来维持其统治，党军是一体的，军队中的党员数达六成以上。这说明，一方面，现实的党政体制与理想的党政体制有别，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党治体制是一种弱势的党治体制，或者叫作弱势的一党专政。此外，从党务经费的来源看，主要是靠财政拨款，这也是一个党政体制问题;中央党务经费较充足，地方党务经费严重不足。在方法上，本论文除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外，还采用文献汇集法、制度研究法和主体行为分析法、规范与实证结合法、实例方法等研究途径。 本论文的结论是:正因为政党政治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才引进苏共的党政体制，这是一种历史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从形式上看，这种党政体制没有多大变化;从实质上看，它却发生了严重脱变，它一种党治政体。在一党制度下，政府、民众团体、舆论控制等都带有严重的政治化色彩。从总体上看，训政前期的党政体制在党政权力的纵横结构、党的执政方式及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方面都与民治下的党政体制都不同，它具有独裁性、自私性的特征。到抗战那个特殊时期，训政前期这种党政体制就发展成为一种高度集权的战时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