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浙江和广东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领先者，在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浙江和广东两省跨国并购企业在并购标的和并购区位选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浙江和广东分别处于我国跨国并购行为最为活跃的两个地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但是绝大部分浙江企业发展道路是首先由民间诱发再到政府推进的自下而上的过程，而广东企业的高速发展则主要是受到国家层面经济体制改革前沿红利以及早期港澳的辐射效应的影响，是政企逐渐分离、外贸型的发展道路，这种差异显然对两省的企业跨国并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1年1月至2015年12月完成跨国并购的浙江和广东企业为样本，基于随机泊松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讨论了东道国正式制度于对两省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不同影响机制问题。论文从管制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方面，并以市场潜力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东道国正式制度差异对于两省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管制制度对浙江、广东两省的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两省企业都倾向于向管制制度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并购。东道国经济制度仅对浙江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影响十分显著，浙江省的企业更倾向于前往经济制度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并购。另外，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对东道国管制制度与区位选择的之间的影响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对经济制度与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最后，对于细分制度因素来说，管制制度中政府管制效率和腐败控制这两个维度与两省企业的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存在显著负向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推动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良好的实践启示。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结果通过对浙江、广东两省的并购企业分析，丰富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相关理论内涵。另一方面，我国不同地区的企业需要结合当地企业的发展实际制定针对性的并购策略，选择合适的并购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