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尔德林的运思着眼于通过悲剧诗而在陌生者中表达情志的统一,他必须以不可见的方式将陌生的素材与形式和情志的统一表现出来。经由悲剧之思把握“情志同时一致与区分”的矛盾,情志把握住了陌生者,悲剧诗在这样的矛盾中表达神圣。悲剧之思三个环节的规定共同构成”绝对诗”的根据,荷尔德林在此将他的诗明确地确立为传达智慧的知的形态。与这样的悲剧的思相应,尺度首先表现为纯粹生命所蕴含着的自然与艺术的统一。其次,尺度表现为纯粹生命所达到的统一在共同体之中所遭遇的否定。纯粹生命在荷尔德林的悲剧中正是希腊哲人与诗人恩培多克勒斯,共同体即是西西里的城邦亚格里艮。作为纯粹的生命,恩培多克勒斯不被人理解,他只能通过成为神-人来实现在共同体中自然与艺术的统一。如果没有时代命运作为尺度的最后一项,恩培多克勒斯的自由死亡就失去了根据。而时代命运要求牺牲,尺度在恩培多克勒斯跨越自然与艺术最深的鸿沟的行动中实现自己。经历思与尺度的关系项,荷尔德林在悲剧中展现人的区分的知。这是《恩培多克勒斯之死》这部悲剧的事。恩培多克勒斯在共同体中宣扬他从统一中获得的人性的完整规定,但是生活于人性规定的混乱之中的亚格里艮人拒绝了他的教诲。他必须制造出他与他们统一的假象,故而他在实在的斗争中成为神-人。除了恩培多克勒斯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一种假象,而神-人的假象必须停止。荷尔德林对费希特哲学的突破正在此处。恩培多克勒斯在共同体的否定之中已然领悟到了时代赋予他的命运。牺牲的行动造就出时代真正的神圣性。牺牲行动本身就是艺术自我否定的行动,由此艺术将否定也包含在自身当中,它让自己融于古老的自然。古老的自然也不仅仅表现为艺术的母亲,它更表现为艺术的父亲,它是“时间的主人”.它作为无限者是一切万有的依据,它就是神圣本身。通过恩培多克勒斯向古老自然的回归,人与神圣的自然因此“情同手足”,人性的普遍规定达到了不可见的无限根据,它在古老的自然中摆脱了人有限思维的造作而真正地确立了自身,真正地表现出自身的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