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静”作为一种修养工夫是周敦颐在《太极图说》里正式提出的,《太极图说》上部分讲天道描绘了太极动静化生万物的宇宙演变过程,下部分由天道转至人道,宇宙万物之中“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但因接触外物“心”被触动,善与恶就随之产生,圣人出而确定“中正仁义”的道德原则和“主静”的修养方法来趋善避恶。在周敦颐这里“静”既是本体存在,又是修养工夫。二程少时间学于周敦颐受其“主静”思想影响颇深,静坐成为儒家重要的工夫法门便是起于二程。明道以观“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在澄心默坐之中排除心中闲杂思虑,默识仁体为静坐工夫要旨。而在伊川修养工夫论中静坐只是初学时扫清杂思,定气凝神,收敛身心为体证本体做的准备工夫,他认为专于“静”最终会有堕入佛老之险,静坐并非圣门之学,因此提出以“敬”来代替“静”。但二者在具体的修养工夫上偏重不同,明道更注重内心和乐,“识仁”、“诚敬”的内在自我体悟,伊川则主张“主敬集义”,内外相结合强调外在经验知识的积累。二程的用“敬”包含“动静”,将静坐作为体认天理的入手工夫这一思想后被朱熹发展。朱子对静坐一直持有怀疑态度,并不认为静坐可以成为儒学修养工夫中的重要部分,但是在其著作中有着丰富的静坐理论。因朱子教导友人时提到“半日读书,半日静坐”,静坐是否是朱子日常教人之法引起了一些争论:一些学者视其为为学的重要方法并亲身操持;一些学者则怀疑“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这句话并非朱子所言,更有甚者还对朱子这一说法提出强烈批评,认为朱子所言背离儒门圣学,为释氏之徒,但通过对朱子言论和思想的考察可知这些批评要点完全不符合朱子原意。但朱子并不反对静坐,他反对有学者专注静坐,偏重“静”时工夫,导致忽略现实外在道德实践,为改善这些现象的发生,朱子将静坐和“主敬穷理”相结合。静坐这一工夫在朱子这里,是没有“直证心体”、“顿悟”等功能和可能的,也同佛道、心学所讲的静坐切断关联。朱子的静坐是“涵养的体证”,这有别于心学体系中“超越的逆觉体证”的静坐,具有朱子个人特色。在这里静坐不再是可以直达心体的桥梁,而是成为和“主敬”工夫、“格物穷理”密不可分的,用来收敛身心,涵养本源的辅助工夫。静坐对王阳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把静坐单独作为阳明“为教三变”之一引起一些讨论,但阳明离开龙场后,初立静坐教法,且在滁州任督马政时大规模使用静坐工夫教化众学者。之后门人在实践静坐时产生了诸多流弊如:“流入枯槁”、“沉溺光景”,这偏离了阳明想要通过静坐使门人于静中体悟天理的初衷。但静坐仍旧是阳明教法中不可或缺的阶段,通过阳明龙场悟道的经历来看,静坐作为可直达心体的工夫,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思想确立及他人生发展中的重要节点,静坐作为阳明悟得“良知”本体前的入手工夫是不可被忽视的,且阳明通过这样一种切身实践开创了心学一脉向内求理的体证方式,静坐工夫也具有了直证本体这一内涵。阳明和朱子一样都强调作为儒门工夫的静坐不可以和佛老坐禅入定相混合。他们都认为不可只专注于“静”的工夫,强调“动静合一”;对静坐的形式也无特别要求;在静坐行为中他们都认为思虑是无法被完全断绝的,朱子认为最好状态是“无思量”,但也可以是“正思量”,阳明则认为只有“正思量”不存在“无思量”。静坐对于二者而言都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工夫,但也不是最根本的“本体工夫”朱子将静坐收摄于“主敬”,使其作为涵养心体、收敛身心、辅助格物穷理的工夫存在,阳明后期亦是确立“致良知”的本体工夫。二者思想中静坐工夫具有不同地位:静坐这一工夫在阳明这里具有向内直达心体使心与理豁然贯通从而体证本体的作用,相反在朱子的静坐工夫中这一作用是被刻意抹除的。产生这样差异的根本原因正是二者对“心”与“理”的不同认识,朱子反对顿悟,消解“静坐”工夫可直达心体的作用是因为他认为“性即理”,“心统性情”,只有通过具体的格物工夫才能最终体认到本源之“理”,阳明则批评他的格物工夫将“心”与“理”一分为二,强调“心即理”,因此静坐工夫可以帮助人们直达意念之诚。对“心”与“理”的不同理解也是理学工夫论和心学工夫论产生差异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