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14年中国成为最大的FDI流入国,2018年中国FDI实际利用额高达1350亿美元。大量引进FDI既缓解了中国在高速发展期资金不足的困境,又促进了本土行业技术的革新,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基石。随着引资规模的扩大,研究涉及层面也越来越多,其中,引资规模增大带来的雾霾污染效应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16年发布的全球城市污染数据库显示,在涉及城市雾霾（PM2.5）污染程度排名中,中国有三十个城市位于雾霾浓度最高的全球前一百座城市中。现阶段关于FDI与传统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中,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恶化论与有益论两种对立的观点。面对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的FDI究竟对雾霾污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这是本文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研究主题主要基于环境规制视角下中国各城市FDI与雾霾的门槛效应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文献的梳理与总结,基于理论研究视角定性分析了 FDI对雾霾污染影响,并且剖析了中国FDI与雾霾污染基于时间趋势及地区制造业领域的分布特征。另外本文梳理了 FDI对雾霾污染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FDI对雾霾污染的固定效应和门槛模型,从全样本及分地区角度实证考察了在环境规制影响下FDI与雾霾污染的关系。在数据选择上,采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EOSDIS数据库,这是该校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通过全球卫星监测系统对全世界各地PM2.5浓度年均值进行监测整合而成的数据。本文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 FDI与雾霾污染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和框架以及创新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 FDI与东道国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基于研究对象领域,考察了非大气污染物与常规大气污染物。接着梳理了关于FDI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文献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学者的最终研究成果差异显著,同时发现当前的国内针对FDI与雾霾污染的研究主要利用省级层面的数据,而从城市微观层面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三部分为FDI和中国雾霾污染在环境规制影响下的的特征分析。本文将从时间趋势分布与地区制造业分布两个维度进行特征分析,详细地介绍FDI与雾霾在这两方面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存在的特点与联系。第四部分是理论机制。基于环境规制视角下FDI与雾霾污染领域内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分别提出了 FDI对雾霾污染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其中FDI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是基于三种影响渠道,分别为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当环境规制处于不同水平时,FDI分别对雾霾污染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五部分是FDI与雾霾污染关系的实证检验。介绍模型与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本文基于中国260个地级城市2003—2016年的相关数据作总体固定效应分析,考察FDI与雾霾之间的关系。接着考虑环境规制的因素构建门槛模型,从全国层面和分地区层面分别对中国FDI与雾霾污染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回归结果做出了现实意义的解释说明。第六部分是结论及建议。将全文的研究结论总结在本章,并以全文的结论为基础,在中国利用FDI改善雾霾污染方面提出一些实质性的建议。本文研究结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FDI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存在“污染天堂”效应。（2）FDI对雾霾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门槛效应,且环境规制门槛存在单门槛效应。（3）分地区显示FDI同时存在着“污染天堂”以及“污染光环”的双重效应。其中,FDI对东部和中部地区雾霾污染的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而西部地区由于其广袤的地理空间及生态环境自净能力存在一定的改善作用。（4）地区制造业FDI在FDI所占比重大小对地区雾霾污染在依照环境规制强度不同分组下存在不同的关联性。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在研究对象、数据选择及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本文采用卫星监测数据全面衡量大气污染程度的PM2.5浓度来代表雾霾指标,以解决该指标在2013年前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中不可得的问题,同时将论文数据更新至最新统计年份,避免了样本时效性的问题。第二,现有文献在研究层面偏向于省级层面宏观分析,本文则采用2003—2016年中国260个地级城市的样本数据弥补关于微观层面研究的不足。第三,本文搭建了 FDI对雾霾污染基于对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效应框架,分析了 FDI与雾霾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扩展并丰富了对雾霾污染的相关了解,并为基于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污染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