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物,他对西方科学的看法构成他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时期,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课题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以为“现代化”即是“西方化”,而西方的优长之处即在于科学与民主,因此,他们常以西方现代化为标准去批判传统文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梁漱溟没有对中西文化问题进行简单化、机械化与浮浅化的处理,像“西化派”那样把“科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或像“保守派”那样呼吁中国人去拯救西方人于精神危机的深渊,而是借助传统文化来审视现代化,以传统文化批判现代化,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的架构中去审视,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认识到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对传统文化采取理性态度,并提出了其独具-格的中西文化观。梁漱溟在维护和弘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融合中西哲学和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科学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梁漱溟完成了他从“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到“中国的儒家思想”的转变,他通过援佛入儒提出“三量”说认识论和世界文化三路向说,借助西方哲学来挺立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创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本的中西文化观。在科学主义背景下的文化观基础上,梁漱溟坚决主张输入西学,他认为西方文化“特异的采色”在于其科学精神；同时梁漱溟也维护儒家文化的精华,试图造就一个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创造性地提出“老树发新芽”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科学主义对儒学的排斥。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社会与文化的急剧变革,会把一个激进主义者瞬间变成保守主义者,激进与保守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线。从激进主义的立场来看,梁漱溟坚守儒学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从保守主义的立场来看,梁漱溟倡导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则被视为激进主义者。纵观梁漱溟的整体思想脉络,梁漱溟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现代化弊病的批判本身就具有后现代意味。梁漱溟的思想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现代性,表现为建构性的后现代意识。梁漱溟所面临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即是科学技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问题,其中科学技术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而儒家文化则是救治现代化弊端的良药,具有后现代化的特征。因此,注重儒家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化解现代化的消解影响,少走弯路,更好更快地实现现代化。梁漱溟不仅是理论家而且是实干家,他认为要恢复农业的生产力,复兴农村经济,必须靠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他在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期间,领导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推广良种,进行技术改革,正是他科学理念的实践与体现。梁漱溟的科学观在于发掘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谋求中国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协调发展。虽然它并不能直接提供解决现代化问题的答案,但却能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向,启发人们形成新的观点,为当代新儒家弘扬儒家文化的人文价值开拓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