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分析了FDI与资本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开放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部门因为良好的管理、先进的技术、规模经济等因素,而与东道国内资部门相比表现出一定的垄断优势,这使得那些有FDI流入的国家,内、外资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资本异质性”；同时,由于FDI具有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的特征,在有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国家,通过外资企业对员工的内部培训和学习,使得东道国的劳动力获得了外资部门的“外溢性技术”,从而得到了技能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这加深了东道国内外资企业之间“劳动力的异质性”。接下来,本文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分析了FDI,资本、劳动异质性与我国收入差距的关联。从理论角度,一个修改后的“特定要素模型”——以“内资”和“外资”为特定要素的模型说明了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贸易的开展会使得内外资部门资本要素的报酬发生变化,影响内外资部门资本要素的收入差距；而从现实角度来看,FDI的“地区”和“行业聚集”强化了所在区域和行业的竞争优势,加深了内、外资部门的资本异质性。同时,也更加增强了极点地区的经济区位和行业竞争优势,使得极点地区的资本收益率相对其他地区有所提高,这不仅为继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打下了基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内、外资部门的收益差距；而一个融合了“跨国公司外购”和“部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模型,说明了在一个有外资流入的国家里,跨国公司的“外购”导致了该国“外资部门”发生了“部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使外资部门增加了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使得该国异质性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日益扩大；而从现实角度来说,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外贸易来调整我国的商品出口结构和劳动力的需求结构,通过影响异质性劳动力的就业,进而影响我国异质性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后,本文根据我国31个省份和38个工业细分行业的具体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测算我国各地区、各行业外资、内资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来分析我国区域和行业层面外资、内资部门之间“资本异质性”和“劳动力异质性”程度的大小；并在考察区域和行业层面上外资、内资部门之间“工资差距”变化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国区域和行业层面上影响外资、内资部门之间“工资差距”的“异质性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其中,在区域层面上的分析表明：1、FDI在东部地区的“地区聚集”已经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该地区外资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中部和西部地区外资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之和都小于1；同时,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有内资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之和都大于1,而东部地区国有内资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之和小于l。这说明,中西部地区的国有内资部门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而东部地区国有内资部门则没有形成规模经济。2、区域层面上,刚开始时,外资部门工资总额都远远高于国有内资部门,但是外资部门工资总额“高于”国有内资部门的“程度”呈“逐年递减趋势”,国有内资部门工资总额逐渐“高于”外资部门,且“高于的程度”逐年增加。3、影响各地区外资、内资部门“工资差距”的主要因素有：内外资部门部门“资本异质性程度”,“创新投入之比”,“技术密集度之比”,“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差距”,“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技术开发人员中比重差距”,“大专以上学历劳动者占比”,“资本投入之比”和“劳动力投入之比”。在行业层面上的分析表明：1、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外资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外资部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已经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国有内资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我国国有经济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据优势地位,已经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2、行业层面上,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外资部门工资总额都高于国有内资部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外资部门工资总额比国有内资部门“高出的程度”逐年下降,资本密集型行业外资部门工资总额“低于”国有内资部门。3、影响各行业外资、内资部门“工资差距”的主要因素有：内、外资部门“劳动力异质性程度”和“资本异质性程度”,“创新投入之比”,“技术独占性差异”,“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差异”,外资部门“行业聚集程度”,“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技术开发人员中比重差距”和“技术吸收能力”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