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行政行为无效判决,是法院就被诉行政行为从效力层面所作的一种否定性评价。确认无效判决是法安定性与实质正义碰撞的结果,有助于充分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也是行政诉讼强化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功能的体现。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规定了确认无效判决,但将确认无效判决与确认违法判决规定在同一法律条文上,并没有对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对象、条件等作任何规定。2014年修订的新《行政诉讼法》将确认无效判决单独列为一项法定判决方式,明确规定了“重大且明显违法”的适用标准,极大地提高了确认无效判决在实务中的可操作性。但深入解读行政诉讼法对确认无效判决的规定,发现其程序上规定以原告申请确认无效为前提存有争议,若严格依照法律文本,确认无效判决的作出必须经原告申请,而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却允许法院在原告申请撤销行政行为时,若经审查发现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也可以作出确认无效判决。实体上列举的两种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不够完备: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为何意?如何区别于适用撤销判决的超越职权?何种情形属于没有依据?“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度”在哪里?这些都需要学理和实务的进一步细化。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在不断尝试适用确认无效判决,随着新《行政诉讼法》的施行,确认无效判决如春笋般涌现,与行政行为无效有关的案例数量大增。以确认无效判决结案的案件虽也涉及多种行政行为类型,但主要还是以行政确认、行政协议等为主。确认无效判决在被积极适用的同时也呈现出了或多或少的问题:在确认无效之诉是否受起诉期限限制的问题上立法并未作特殊规定,使得实务中各级法院采取不同的做法;法院对确认无效判决和撤销判决适用对象范围的认知存有不清,无效的审查标准莫衷一致,同案异判的现象明显。之所以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标准不一的裁判乱象,是因为没能正确认识确认无效判决与其他判决方式间的关系,没有明晰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对象。确认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在整体上处于并列关系,在逻辑上确认无效判决又处于补充的地位。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大量确认无效判决与其他判决方式混淆使用的情况,就在于确认无效判决缺乏不同于其他判决的关于起诉期限、举证责任等审理规则的特殊规定。确认无效判决的前提应当是已成立的行政行为,因为不成立的行政行为尚未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标的;其适用对象则是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重大且明显违法是违法的极端情况,从违法程度上而言是严重的,对一般理智的人来说该违法是显著的,被诉行政行为必须同时符合这两个要求才能被判决确认无效。确认无效判决作为一种新兴的判决方式,应在现有的法律规范基础之上寻求解释空间,增强确认无效判决的可操作性,完善确认无效判决制度,使其得以在司法实务中正确运用以显现其功能价值。首先应勾勒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对象,明晰《行政诉讼法》所列举的两种情形的内涵及范围,在司法实践客观化尝试的基础上提炼、反思“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其他情形。其次从起诉期限、举证责任、判决转化等多个方面来构建确认无效判决的特殊规则,三者之间并非完全独立的关系,而应当基于提起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期限划分为两类而分别适用相对应的审理规则。最后通过事实判断、法律判断和效力判断三个维度形成一套相对全面的判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