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于1950年代初登上文坛,其短篇小说《收田财》《解约》《不幸》颇受好评。1957年6月,高氏与叶至诚、陆文夫、方之等人筹办“‘探求者’文学月刊社”,旋即在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右派小集团”,其本人被发配老家江苏武进农村,接受改造,长达22年之久。1979年,“‘探求者’案”平反,高氏以“归来的作家”而崛起于新时期文坛,其《“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短篇力作声誉鹊起、传诵一时,论家多冠其以“农民作家”的称谓,也有目之为“继鲁迅、赵树理之后刻画国民灵魂的又一高手”。高晓声小说创作中民间性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呈现则是高晓声得以屹立于文学史的独特之处。因此,对高晓声小说创作民间性内涵的成色与核心、生成与表现,对其小说创作批判性内涵的价值立场及其由来,进行追索与察究,委实具有必要性;进此,就高晓声小说创作民间性与知识分子立场之间关系及叙事表现,也即小说创作主体的内在张力及其叙事表现,进行追问与探究,也显然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本论文分成五个部分对高晓声小说的民间性与知识分子立场及二者的关系进行论述。绪论部分,概述高晓声的生平经历及其小说创作经历,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阐述本文的研究内容、思路及研究方法。第一章集中论述高晓声新时期小说的民间性,在梳理、界定民间性概念的基础上,探究高晓声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民间性内涵与核心,通过文学传统影响与高晓声的农民身份认同分析,进一步追寻高晓声新时期小说中民间性的生成因素。第二章主要探讨高晓声新时期小说所包含的知识分子立场,从中国传统知识人和五四知识分子这两个象征体系及高晓声的生平经历入手,分析高晓声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的双重主体性,即启蒙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进而窥察其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知识分子立场的历史由来,侧重于立足文本,论述高晓声认同革命政治、传承启蒙话语具体的叙事表现。第三章主要结合认同理论探究高晓声新时期小说创作民间性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呼和与张力。一方面,新时期之初的中国,民间立场和精英意识是处于同一“现代化话语”语境中,两者之间在“现代化追求”的认知平台上,具有内在共鸣的一面。民间文化形态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具有与“现代化共识”共鸣的内核,因而也与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追求具有精神-情感的共振关系。另一方面,尽管民间赋予了高晓声创作资源和写作立场,是其小说叙述的重要特质,但他在创作中始终高度清醒地审视自我和笔下的人物,自觉地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知识精英的反思性品格,使其与民间立场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结语部分回顾高晓声在文学史上的建树和成就,概括其新时期小说民间性与知识分子立场的生成原因与叙事表现,及二者在文本中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高晓声新时期后期小说的失落处境并简述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