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是苏联领导人列宁提议成立的，而且多数重要人物是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因此共产国际的政策往往是受苏联国家利益的影响，一个是世界革命的利益，一个是苏联的国家利益，二者有时是相矛盾的，在苏联国家利益的推动下，共产国际制定的革命政策会有出苏联国家利益的影子，表现出世界革命的利益向苏联本国利益的让步。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支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共产主义信仰，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的最终在全世界开花结果，这也和苏联的长远利益一致的。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成功，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个利益也是世界革命共同的利益的一部分，相信苏联若没有自己的利益问题，也是会把热情的关注洒向共产主义萌芽的地方。 另一个是国家利益方面的。恰恰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自己的生存安全问题，发展安全问题，苏联处于不断变动的国际背景之中，便有自身不同层次利益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因素是推动共产国际制定对中国革命政策的两个主要的力量，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国家利益的光芒遮蔽了世界革命利益，出于国家利益制定的政策常常高于出于世界革命利益制定的政策，站着更主要的地位。出于帝国主义曾联合对苏联革命的绞杀，苏联人民未干的鲜血使苏联惊魂未定，起初是争取世界革命烧尽资本主义，确保自己的生存安全，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理想之花得以在全世界尽情开放。但是欧洲革命渐渐平静，没有漫延成世界大火，东方殖民地的革命火焰却烧了起来，于是苏联的目光被扯向了东方。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联合绞杀并没有取得成功，接着由于经济利益的相互需要，签定了各种经济条约，是经济利益的握手使双方暂时处于稳定之中。苏联的国际环境由动荡到平稳，世界革命由激烈到平静，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的政策由理想主义转向务实主义。苏联人民在经受战争的重创之后要有一个包扎伤口，重新成长的时间，这样才能获得生存的强大生命力，因此苏联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会。因此苏联对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是不想直接发生武装冲突，让自己的国家卷入战争的大浪，战争总是把国家的财富变成泡沫。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长期威胁不能不进行防范，而东方战略恰好是苏联可以利用的外围，用间接支持的东方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方式去和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反动力量进行对抗，便是苏联拉住帝国主义后腿的一个方式，而且苏联还想得到一部分沙俄在中国的遗留利益。在中国，国共合作被共产国际纳入东方战略的框架， 是因为三者在反帝方面的一致性。由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三方是三个独立的的利益实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具有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一致性，二者的近期利益可以握手，二者的长远利益会在将来握手，二者在近期远期有着双重依靠的关系。苏联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它与国民党合作<WP=71>的过渡性，暂时性，它们的近期利益可以暂时握手，如果国民党接受改造，可以进行远期的合作，否则必须在远期的某个时候分手，因此苏联与国民党近期利益可以握手，远期利益却需要争取，有可能不能成功。共产党和国民党哲学基础不同，阶级基础不同，建国方略不同，因此近期利益可以握手，而远期利益可以争取折衷，如果做不到折衷，就会引起争端。但是国民党的力量暂时比中国共产党强大，在发展国民党的力量和发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间产生矛盾，共产国际苏联出现两难选择， 往往对近期可依赖的反帝力量和远期可期待的反帝力量之间出现两难选择，也就是苏联往往在世界革命利益和本国利益之间出现两难选择，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还是延续两条路线：一条是国家利益路线，这是一条显性路线。苏联利益的第一位的是生存，国民党不仅是近期可以依赖的反帝力量，和它联盟既可以与影响北京政府的谈判，它是潜在的政府，可以与它签订和利于苏联利益的条约，在联盟的同时就可以发展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条隐性路线，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以便整个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向苏联靠近，世界上最终会有一个亲密而坚定的战友。共产国际实行两套政策，外面的套着里面的，一个双层桶的结构，外面一层是对全体国民党的，里面的一层是专门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共两党的根本动因是一致的，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 共产国际这个外力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二者具有从其本位的相互需要，但是象每个独立的个体一样他们都有自然长大的天然要求，有着自己独立的对中国前途的想法，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政纲，国民党想利用群众运动实现自己的国民革命，共产党是想用国民党的威望集合群众，发展自己。共产国际计划利用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促使国民党左转，向社会主义靠近一步，设想采取一个折衷的建国方案，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阶级联合政府。由于高估了国民党的革命性，而且暂时国民党的强大力量可以用来反帝，因此支持国民党就是支持自己近期反帝的力量，而支持共产党这个远期力量，会引起国民党的不满，因而苏联就把几乎全部的军事支持了国民党，而让中国共产党只专心地做群众运动，因而一开始，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两个营养不良的党。孙中山北京政变后北上北京时，共产国际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