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稳步增长的“新常态”下,国有企业也迈向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国企高管的自利行为却给国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为遏制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私利行为,弥补内部监管机制的缺失,中共中央出台了多项政策、意见对企业高管的行为方式进行规范和引导,以从源头上弱化高管的自利动机。我国的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其独特优势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国有企业党组织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协同外部监管机制对企业管理层的行为实现全方位监管。在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是否能够与公司各治理环节有效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呢?在此研究背景下,本文以高管权力寻租行为为切入点,在对管理层自利行为的生成动因及经济后果的分析基础上,分别基于薪酬契约视角和预算松弛视角考察了党组织嵌入与国企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关系,并选取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相关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基于薪酬契约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能够较好地遏制国企高管的自利行为;总体而言,高质量的外部审计通过强化党组织对国企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作用展现出一定程度的协同治理功效;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约束效应在地方国企以及商业类国企中表现更为突出,但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以及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党组织嵌入的治理功效并没有获得相应增强。第二,基于预算松弛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部分证据揭示党组织嵌入能够减轻国有企业预算松弛程度;但不同审计特征下的外部监督力量并未协同党组织对预算松弛展现出一定程度的治理功效,并且审计师行业专长反而发挥了相对消极的调节效应;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的治理效果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表现更佳,但在地方国企、商业类国企中以及随着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党组织嵌入的治理功效并没有得到相应增强。第三,基于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发现,随着东风汽车股份党组织治理效率的逐渐提高,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受到的法律诉讼以及公司管理层在中央巡视以及执纪审查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都在逐渐减少。本文将我国“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纳入研究范畴,并综合考量中国本土治理元素,不但有助于明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具体路径,又完善了对制度转型情境下企业非伦理行为的理论认知,并为理解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耦合机制提供了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