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以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为倚重点。随着少数民族在基本文化权利中的有关诉求愈发多样化且深刻化,私法保护逐渐显得“力不从心”,此时的公法保护就被予以了更多的期待。由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受保障的重要方面,所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须以公权力为依仗才能更好的建成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温室”。贵州省不仅是最早开始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保护的省份之一,并且作为多民族聚居、杂居大省,贵州省少数民族的分布规模是其他省份所不具备的广泛和密集,且存在多民族杂居的复杂实情。多年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贵州省人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贵州省的文化、经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俨然已经成为贵州省的城市名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的背景下,引发了当地行政机关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热”（1）效应,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贵州省法治建设的薄弱以及可开发资源的匮乏,从而导致贵州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开发但轻保护局面的发生。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青睐的背景下,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要规避向外流失的风险,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我们自身对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能力不足而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反而加快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的脚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从来不是静态意义上的保护,即以进入保护名录为目的。与之相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是一个综合性、动态性的长期性保护过程,其以原真性、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价值理念,并在行政性立法、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救济环节中贯彻该理念。通过审视当前贵州省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的现状,在行政性立法,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救济环节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当地的行政机关在理解原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保护理念时的片面所导致的,只有在对指导原则正确的理解以及贯彻实施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工作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下进行。自贵州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关键性的突破,但同时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本文旨在为贵州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对策,同时也为我国少数民族行政法保护的整体规划提供相应的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