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与霸道之争,一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王道与霸道思想始于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与荀子,而法家的代表人物、荀子的门人韩非子的思想及学说,也受到了儒家的王霸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对于孟子的“王道”思想和汉朝以后的“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理念都有很多的重视,也认为荀子的思想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分别对孔子的仁政思想,孟子的王道思想,荀子的性恶论、群分论等都有众多的巨著来进行深入研究,然而,虽有人认识到从孟子的“王道”思想到韩非子的“法势术”思想是一种流传和演变的关系,但从未有著作或论文对此流变加以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因而,研究“霸王道杂用”思想的流变理所应当。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奴隶制度的瓦解时期,天子失位,政权下移,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已经在“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礼乐征伐子天子出”这样的,在“王道”思想治理之下的社会。孔子的“王道”思想大致上包括“仁”和“礼”两个方面。从个人角度来讲,“仁”体现为修养身心,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践行忠恕之道。从国家政治角度来讲,要求施行仁政,统治者任用官员也要做到唯才是举。孔子所讲的礼,一方面指导个人行为,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另一方面,礼是一种规范社会秩序的手段,礼制是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孔子的“仁”和“礼”之间是一种相伴相生的关系。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中“仁”的学说,倡导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施行仁政。孟子的王道思想,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石,“富民”作为施行王道的前提,教育作为王道的手段,重民思想作为王道的关键。孟子的王霸观是尊崇王道,且坚决反对霸道。荀子倡导“霸王道杂用”,在这之中,“性恶”和“合群”是理论基础,正名与礼是实现霸王道杂用的现实途径。荀子着重发挥了“礼”的所具有的外在约束力,起规范性作用的那一面。荀子提倡用“隆礼”来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这样的“礼”实际上已经十分接近于“法”。荀子“霸王道杂用”的现实根源,既有社会现实的客观方面,也有荀子自身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战国后期,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地主阶级在而且政治上日渐成熟,经过两百多年的掌权,封建政权建设产生了突飞猛进的超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终确定下来。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封建政权的统治更有力。另一方面,尽量在宣传上施行仁政,笼络民心,将百姓尽量稳定在封建统治之下。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制,轻视法律和个人私权的使法律文化染上了“重狱轻诉”的专制主义色彩。主观方面,荀子的“霸王道杂用”思想,他在认真观察总结的基础之上,为当时的统治者提出的政治指导思想。荀子提出“霸王道杂用”的政治思想,正是表明了儒家在向王朝政治积极的靠拢。荀子兼采各家之长,并且克服了传统儒家孔孟的“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弱点。荀子将“霸道”的理念融进儒家思想,以期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又拿“王道”作为招牌招徕后世历朝历代君王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