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辩护正经历着从单一地强调对抗到逐步吸收协商的发展历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进入刑事诉讼立法则将协商式辩护的发展推向高潮。相较于以对抗为主的辩护方式,以协商为主的辩护方式更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控制诉讼风险。我国的诉讼环境缺乏相互对抗的平台,国家追诉机关将被追诉者压制的情况屡见不鲜,加之我国的有罪供述率极高,对抗式辩护的空间受到严重压缩。诸多因素伴随这认罪认罚制度的持续发酵之下,协商式辩护的重要性逐步得到凸显,律师辩护也迎来了辩护主体、辩护理念、辩护主阵地、说服对象、辩护方式五个方面的转型。辩护的主体从委托律师和法律援助律师扩张至值班律师,值班律师所采取的是一种简式辩护手段,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律师介入的及时性、广泛性,因而无法像普通辩护律师那样全面且深入地开展辩护工作。在理念上萌发了从对抗到协商、从辩护的普遍性向有效性、从单一地追求胜诉到提供多元化的律师服务等多方面的转向。辩护主阵地的前移是最直观的改变,律师辩护不再集中于法庭,量刑协商正式走上辩护的舞台,律师的庭前辩护工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律师辩护的主要说服对象从裁判者转向了参赛者,说服难度加大,以对抗为主的辩护方式不旦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遭到说服对象的反感。律师需要调整辩护方式,尽可能争取在庭前与对手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围绕着主要矛盾阐述辩护意见,在协商过程中时刻保持平和、适度谦虚的态度。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控辩关系的缓和加大了辩护律师第二公诉人化的风险,必须加强辩护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律师辩护的有效监督机制,维护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增强律师的抗干扰能力。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还要求进一步弱化辩护律师相对于当事人的独立性,当事人的意愿（特别是在选择诉讼程序、是否认罪认罚方面）应得到律师的充分尊重,律师不可劝说当事人认罪认罚,正确的做法是为当事人分析利弊,协助当事人做出更为明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