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诗经》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有了广泛应用,并成为“春秋最文明之事”,《左传》赋《诗》情况便是其具体体现之一。前人有关《左传》赋《诗》引《诗》的著述颇多,然而对于《左传》中,只言赋某诗或某诗之某章而不录原诗之类的赋《诗》,此方面之研究则相对寥落。本文主要结合《左传》《诗经》中的相关资料,对《左传》狭义性赋《诗》之原则、发展演变及其产生缘由等进行分析与探究。文章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何为赋《诗》,并进一步对《左传》中此类赋《诗》进行界定,以确定本文之研究对象。第二部分结合《诗经》《左传》之注本、集解、正义及译文等资料,对《左传》中有此类情况之鲁隐公、闵公、僖公、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时期所赋《诗》之诗本意及其在《左传》中之文意进行简要考述,为探寻《左传》狭义性赋《诗》之原则及演变趋势奠定基础。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基础之上,归纳出《左传》赋《诗》之主要原则:“歌诗必类”、赋诗有答、古诗新意、断章取义,其中“歌诗必类”是赋《诗》者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第四部分根据第二部分之简要考述,探究《左传》赋《诗》之变化趋势:赋《诗》之主体由诸侯及其夫人转变为卿大夫,赋《诗》兴趣点渐趋以《雅》诗为主,赋《诗》行为之群体属性被削弱、个体属性逐渐增强。第五部分着力于《左传》赋《诗》诸多发展变化之原因,主要从《诗》本身的象征意义与功能转型、春秋时代的历史特点与政治形势、诸侯卿大夫的利益需求三个角度进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