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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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福克纳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美国作家之一,其作品中蕴含着大量的神话元素,然而在早已汗牛充栋的福克纳研究成果中,从神话诗学视角出发,对其作品进行整合性、跨学科层面的研究却较少。鉴于此,本文在“神话诗学”视野下,对福克纳小说作品中的背景环境、神话原型、文化身份、文化记忆、乡愁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观照,剖析福克纳这位现代艺术大师是如何激发“人类学想象”,通过“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建构起美国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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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福克纳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美国作家之一,其作品中蕴含着大量的神话元素,然而在早已汗牛充栋的福克纳研究成果中,从神话诗学视角出发,对其作品进行整合性、跨学科层面的研究却较少。鉴于此,本文在“神话诗学”视野下,对福克纳小说作品中的背景环境、神话原型、文化身份、文化记忆、乡愁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观照,剖析福克纳这位现代艺术大师是如何激发“人类学想象”,通过“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建构起美国南方的“民族志”,重塑人们在现代性社会中的精神信仰,并试图建构起福克纳小说神话诗学理论结构体系,更深刻地阐明福克纳所关心的人类最根本问题,即人是什么?人将如何存在?以及人最终将走向何处?在福克纳的系列作品中,本文抽绎出潜隐着的神话诗学意义上的“诞生—成长一毁灭一再生”的环形叙事链条。这也是贯穿福克纳一生的愿景,他想绘制出一种连续性的美国历史图景。具体而言,作家在对原始神话进行现代重构和对现代文化身份构想中,再现了“诞生”神话。《八月之光》借美国南方故事,重构诞生神话的写作倾向,并对创世后人类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构想。《喧哗与骚动》对“混沌初开”后出现的“众声喧哗”的世界进行了展示。不论是《八月之光》中莉娜和乔·克里斯默斯关于“我是谁?”的追寻,还是《喧哗与骚动》中杰生的与“物”同游,乃至班吉的“白痴”形象塑造,都经历了个体主体身份建构或身份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均成为创世神话被重构后的言说对象,“约克纳帕塔法县”成为了故事人物活动的“伊甸园”。《去吧,摩西!》和《押沙龙,押沙龙!》在神话叙事、文化记忆与身份实践等层面再现了“成长”神话。小说讲述了故事主人公艾萨克·麦卡斯林和萨德本家族的“成长史”,这同时也是美国的阶段性成长史,乃至人类社会成长史的一个部分。成长,既是时间意义上的,也是空间意义上的。如果说“什么是美的、善的生活?”是起源叙事背后的唯一问题,那么“如何追寻这样的生活?”则是成长叙事背后最有意义的问题。在现代性问题丛生,特别是现代悲剧与乡愁困境主题下,《圣殿》以哥特式笔法,讲述一部美国版的“俄狄浦斯悲剧”,展示了一个具有希腊神话色彩的现代主义的美国迦南福地——一个疯狂的、衰落的乌托邦。而对处在伦理失落、乡愁困境中的美国人来说,《我弥留之际》则是一部家庭悲剧和一部伦理悲剧。本德仑一家的送葬旅程是通过火与血的斗争而到达杰弗生镇的,在这看似荒诞、滑稽、混杂的故事背后实际预示这个“家庭事件”上升为象征美国的“公共事件”,是大家都将面临的问题——“伊甸园神话”走向了“衰落(或毁灭)”。在全球化时代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中,《野棕榈》以寓言式的笔调,采用音乐“对位法”式的结构,再现了古老的洪水再生神话。而《寓言》的字里行间隐含了“基督受难和重生”的基本叙事结构,作者有意识地将《圣经》的叙事模式融入小说之中,并把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成具有人格化的形象和会“发声”的主体性存在。从整体上看,《野棕榈》更加侧重强调了个体主体性的再生,而《寓言》则强调了集体性再生,即重建国家和社会秩序,重新规定人性和民族性,坚持以人为中心,反映人类普遍的价值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福克纳的小说滋养于20世纪神话全面复兴和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浪潮的历史文化环境,作品将古老神话进行现代重构,并且将南方地理空间和人们的身体实践、种族文化身份联系起来,建构起一种全方位的文化景观。他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对美国的过去进行深谋远虑的重写,从中体察人性、关注现实。这种世界性的梦想,呈现出福克纳“圣俗相偎”的整体史观。他的整个小说系列,呈现“从生到死到再生”的生命循环式神话结构叙述模式,重新审视了一个直击人们灵魂的重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到哪里去?”这不单是作家所呈现出的具有“诗性正义”式的责任,也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在面对当下人类困境和跨越不同时空的文化关联性的同时,福克纳为人们提供了意义深远且全面的美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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