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非传统安全伴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在世界范围制造了众多灾难，社会学家描述的世界风险社会已成为现实。各种自然原因或人为因素导致的公共危机频频发生，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中国的社会发展已进入关键期。社会转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调整造成对传统的剧烈冲击。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面临分散化、多元化的局面。一方面，中国出现很多内生公共危机，另一方面，中国还时刻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危机的威胁。总体上讲，当今社会，公共危机已成常态，理论与现实共同提出对公共危机进行常态化管理的要求。面对公共危机常态管理的需要，中国已经为之付出了实践努力，但实际效果证明还存在很多不足。中国当前的公共危机管理主要依靠政府单方面努力，虽然从形式上构建了分类分级的管理模式，也努力建设常态化的应急管理体系，但很多工作还停留于表面，而且危机管理力量单一。自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开始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到2008年年底，经过一系列大的危机，每次总能发现很多问题，每次都要不断进行弥补和完善。中国正处在公共危机常态管理的初级阶段。要真正建立公共危机常态管理能力，必须清醒的认识并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它们包括政府、社会、法律以及国际体系等方面。从政府角度看，关键问题是政府大包大揽，将危机管理完全承包，不计成本，缺乏效率，没有形成适合的绩效评估体系。社会视角分析，受传统影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严重滞后，无法在危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个体成员的危机意识不强，抗风险能力也受到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缺乏自我保护和抗风险能力。国内法律体系不完善，与国际法律体系也不接轨，相应的国际合作体系很少。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性成为今后政府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前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小康社会，传统以经济发展来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因素依然存在，但重要性已随着人们开始追求安全的生活工作环境而有所降低，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关注。从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性就成为获得合法性支持的重要来源。公共危机管理还要面对社会风险以及国际风险。社会风险来源于社会力量的分化。个体化趋势之下，新的力量组合也在逐步形成，特别是当社会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对政府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时候，非常容易在社会转型期形成不稳定的力量，对社会构成威胁。国际风险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国际爆发的公共危机会影响到中国，另一方面是因意识形态和利益争夺会给中国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危机。公共危机管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将公共危机管理更好的融入和谐社会建设，并使之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推动力，本文提出公共危机管理的“治理——管理”模式。首先，模式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国情，借鉴了中国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其次，模式与西方倡导的公民社会理念也很接近，更容易与国际接轨。模式对前文提到的问题及风险进行了科学的回应。在如何建设该模式的问题上，提出坚持政府主导，渐进式推进，以能力的全面提升与重点相结合的原则，把握时机，有效推动。在进行公共危机常态管理活动过程中，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研究中国公共危机常态化管理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这可以丰富和深化和谐社会理论，将公共危机管理与和谐社会建设更好的融为一体，探讨提升和谐社会建设能力的问题、和谐社会建设与危机管理相结合的问题；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面临公共危机常态化的现实，迫切需要解决公共危机常态化管理能力建设的问题。通过本文研究，可以初步找到一些可尝试的模式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