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青岛从此沦为德占区，以此为契机，胶济铁路这一年正式开工兴筑，并于1904年全线开通。在此期间，青岛港也得以兴建。贯通鲁省南北部，并在济南与胶济铁路对接的津浦铁路也于1912年全线开通。从1903年至抗战前夕，山东公路建设开始起步，而这些已修的公路多围绕胶济铁路而建。由于山东境内的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网络尚不完善，运输能力还很有限，传统的水运、海运运输方式在近代山东并没有消失，其继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这些以水运、海运为主的传统运输方式与以铁路、公路为代表的现代运输载体，组成了一个近代山东新旧相间的运输网络，而它们的关系也很复杂，合作中夹杂着冲突。胶济铁路从1904年修竣，并开始营运，至抗战前的1937年，历经德占、日占、中国政府管理三个时期。这期间胶济铁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运输客货能力逐渐提高，然而近代山东乃至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决定了胶济铁路除了饱受战争摧残外，还有诸如税捐、日债、管理机构腐朽、疫情与匪患、自然灾害与人为浪费、中外官商的巧取豪夺等因素影响其运输业的发展，这导致了胶济铁路一直盈利不佳。胶济铁路作为现代交通方式嵌入鲁省境内，是西方近代物质文明东渐的一部分。铁路作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产物，其社会功用的最大化，由于受近代中国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制约，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其现代性的一面，还是在以下多个方面对山东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先后贯穿济南，济南虽然作为鲁省政治中枢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但其经济职能、经济地位在跃升。近代济南在东西、南北铁路两大干线的牵引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不过胶济铁路沿线其他中小城市并非都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决定一个城市发展趋向的因素很多，交通只是其中之一。胶州紧邻青岛、周村紧邻济南，由于区域经济资源有限，且具有积聚效应，当胶济铁路出现则引起这些资源过分向青岛、济南倾斜，最终导致其逆反性衰落。而近代胶济铁路沿线旅游业、转运业的兴起及铁展会在青岛的举办，则是交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体现。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的主要动机，就是方便运销以淄博为代表的鲁省中部煤炭。实际上胶济铁路修竣后对其沿线煤矿业的产、运、销乃至其自身采煤生产方式的革新，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胶济铁路1922年从日人手中收回后，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与胶济铁路管理当局分属不同利益主体，它们在总体合作中还伴有冲突和争吵。此外还有诸如胶济铁路当局对华洋煤矿所采取的歧视性政策、天灾人祸、日煤倾销以及胶济铁路本身的运力不足等因素，严重地困扰着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的发展。为此山东当局以及胶济铁路当局不得不采取诸如筹建鲁东煤业产销合作公司、收买博山轻便铁路、增购车辆、更换重轨来促进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的健康发展。以美烟在山东中部广泛种植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为例，山东区域农业经济，也深受胶济铁路的影响。胶济铁路沿线美烟的商品化、销售的国际化，促进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一定时期里农民生活质量，农村市场经济水平也得以提高。胶济铁路沿线烟草业的发展，还刺激了胶济铁路沿线高利贷与金融业的发展、带动了沿线城镇经济的勃兴、导致其他农作物种植及其相关产业的衰落。但随着胶济铁路沿线农民日益成为世界烟叶购销市场体系中的一员，一旦世界经济出现波动，导致烟叶价格下跌，其不得不承担由此带来的悲惨后果。鲁南、鲁西、鲁北及豫北、冀南的花生、棉花、牛等大宗物品从各自的产地市场流向济南中级市场、再最终转运至青岛终极市场，这些区域最终主要被纳入了青岛港的腹地范围。这些大宗货品沿着这样的运销流动轨迹，也与天津港、上海港之腹地有所重合。青岛港与它们有着竞争关系，但从上述物品主体流向来看，青岛港占有明显的优势。而这些广袤的区域之所以能主要成为青岛港的腹地，其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由于胶济铁路和青岛港自身的作用，及它们所采取的种种优惠措施。胶济铁路、青岛港为代表的现代山东交通体系，及它们所构建的贸易网络，直接导致了明清以来山东区域经济西强东弱而逐渐演变成东强西弱，山东整体经济面貌由此得到了根本性的变迁。通过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为个案的考察，不难窥探出交通方式的现代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近代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和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