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已进入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增长速度换档、结构调整镇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情况不是短期就可以改变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部生产要素更加顺畅、高效的配置,金融对于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愈加凸显。但当前我国金融供给难以适应需求,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经济结构,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未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与问题突出。因此,金融发展如何回归本源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关键钥匙。为此,习近平多次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资产管理作为金融系统发展高级阶段的产物与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已与银行信贷规模接近。与国际同业相比,我国的资产管理发展路径具有极强的特殊性,“资金池模式、刚性兑付、明股实债”等运作方式,实际上使得资金端供给匹配了中国大量地方政府平台与房地产业等“特色”底层资产;金融监管与经济政策的不连续性、多头监管等顶层规划问题又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资产管理产品的形态、金融机构运作模式与收益水平;行业规则的漏洞也导致产业链发展的扭曲,同业套利等金融乱象丛生。在行业参与者与监管制度的共同助推下,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最终被赋予了类传统银行信贷的存款替代功能,进而衍生成为了与实体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巨无霸”。此外,“同业泡沫、影子银行”等风险汇集,为我国尚未发展成熟的金融体系埋下了隐患。资产管理行业如何适应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大趋势,通过重构行业发展的本质逻辑,回归本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我国经济创新与高质量转型,是我国政府部门与经济学界面对的重要命题。这也正是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入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吸收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基于国民经济循环的闭环视角,结合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实际要求,通过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市场的相关数据比较,分析资产管理业的发展现状,从资金、产品、资产、制度供给等维度,详细剖析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存在的问题,揭示其偏离本质、滋生风险的内在机理,对“资管新规”等相关政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探讨与反思。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国际上成熟金融市场资管行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借鉴其高效发展的方法论和具体做法,为厘清资管行业本质、定位与功能,推动我国从资管大国走向资管强国,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路径、科学性指标体系与政策建议。论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并围绕“我国资产管理如何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核心问题对资产管理行业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现代金融学理论进行梳理,对资产管理中有关资金成本、资金价值、定价模式与资源配置原理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综述评价。第二部分为第三章,主要是基于已有成果,系统阐述资产管理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模型,全面解析金融行业及资产管理“本源”,为后面章节的阐述建立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第四章主要以美国为例,通过对比这一与我国市场体量相当的资管市场所经历的行业发展阶段、不同时期行业规划、监管制度等,总结其经验教训。第四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是总结阐述我国资产管理业的发展历程、现实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形成的内在机理进行解剖。第五部分为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是提出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资产管理业健康度与适应性评价体系,以及解决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和实践路径。具体:第一,资产管理在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定义、本质、功能、特性。资产管理行业是银行、信托、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资金端的委托,对受托资产进行投资管理的综合金融服务行业,是高度依赖于信息与交易产生的一种金融业态,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功能与行业本质是一种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与边际交易成本,对资产端与资金端做出风险分级与匹配,高效准确配置金融资源,有效转化储蓄为投资,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其中资产管理机构以其专业知识与技能发挥上端资金与底端资产之间的适配器功能,为投资者提供分散、转移以及与风险分级相对应的投资途经,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利于资本市场与社会经济的稳定。资产管理行业乱象的内在机理在于产业链条的“上端——资金供给、“中端——产品供给”、“底端——资产供给”以及包含法律法规、行业监管在内的“外部制度供给”之间不匹配,使得资本循环脱离了由货币即人民财富积累转化为生产要素形式的范畴,使得资本被虹吸到生产领域以外的金融行业,并剖析问题的成因与解决方法。资产管理行业重构的科学有效性原则、指标框架遴选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策建议。结合金融机构实践,遵循“资产管理行业应回归服务人民、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探讨性地提出资管行业改革过程中评价行业健康度的指标体系,包含（1）行业与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宏观安全性与适应性指标”,（2）行业有序发展、资源合理配置的“中观有效性与稳定性指标”;（3）满足实体经济对资本多样化需求的“微观多样性与匹配性指标”。提出“加大产品端科技与底层数据供给,以科技赋能行业创新与产品供给能力,解决监管滞后性与能力缺失;汲取国际资管机构经验优势,建设国际合作开放示范区;构建完善信息披露系统,提升资本效率;完善产权保护等资产管理法法律制度供给,尽快推进薄弱的资管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与变革适应能力”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