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国家级战略,体现了国家对农村发展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强,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振兴乡村的具体目标,并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以费孝通《乡土中国》为开端至今,学界对我国乡村的研究从未停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我国农村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与农村差距加大。由于现代信息与交通科技的发展,农村传统生活模式发生变化,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迁徙,以期获得更好的短期收入甚至移居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农村精英裹挟于外出务工潮中,以改变自身甚至家族命运为目的,成为现代化城市中的新市民。这种人才迁徙使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农村越来越穷,也无法留才。而乡村振兴的实现不能缺少农村精英的支持,无论是政策执行层面,经济发展层面,文化带头层面,都需要农村精英带领普通农民进行发展。而在乡土情结浓厚的中国农村,农村精英不仅能推动国家政策在基层农村的实施,又能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农产品电商与信息化农业,盘活农村经济,还能为村庄带来城市先进文化,对农村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因此,农村精英流迁是本文的核心研究点。本研究通过访谈法、文献研究法、典型分析法,以贵州省水城县陡箐镇下辖某行政村为研究对象,秉持“本村回流、外部引进、培育内生”三点来解决农村精英流迁问题。具体可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改革落后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化困境,解决城乡间户籍转移障碍,使农村精英返乡在户口方面一路畅通。而对财产所有权需要以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保护,确保返乡精英的权益具有法律保障。第二,对现有人才政策进行完善,特别针对大中专毕业生出台实用型人才的优待补贴政策,明确工资待遇保障,拓宽晋升发展道路,让毕业生回乡没有后顾之忧。第三,大力改善农村物质生活条件,广大基层政府要积极响应中央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号召,如“厕所革命”等,努力缩小城乡生活条件差异,发展县域经济,使农村生活环境不再成为农村精英返乡的阻碍。第四,充分发挥乡贤群体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做好乡村名流现代化转变,吸收各类乡村成功人士转化为新乡绅,通过其号召力与社会关系网促进乡村发展的开放性,特别是吸纳一些乡镇公务员,让他们从乡村事务的管理者成为乡村发展的推动者。第五,对乡村精神文化环境进行重塑。首先,推动基层法治法规建设,配合中央扫黑除恶行动,让公平正义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其次,培育核心价值观,让传统乡村义利观重放光彩,最后,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改变乡村凋敝状态。